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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通了吉林小琴家乡的电话，来村委会接电话的是小琴的丈夫，小琴走后丈夫四处奔波寻找。在当地公安机关也报了案，可警方对此事无力尽义务查找。
我和康永辉认为田瞎子以迷信手段拐骗妇女应视为犯罪，可经请示，刑警队值班的大队长反倒把我训斥了一顿，大队长说：“小琴和田瞎子的性行为是小琴自愿的，田瞎子也并没有拐卖妇女的动机和结果。犯罪是不成立的。至于田瞎子搞封建迷信活动，是另外一回事。帮助教育他不是公安机关的专业职能。再说他是一个瞎子，你往哪儿去押他？”真是费力不讨好，连夜我们还得不顾疲惫将田瞎子用专车送回家。次日小琴的丈夫千里迢迢来接小琴回家，小俩口虽是悲喜交加。可我和康永辉却似乎不知做了什么？！
除了这两件事以外，还有一些事让我感触颇深，那就是，我在从事公安工作的期间广交了一些朋友，特别是任派出所所长的时候。我的这些朋友一旦遇到了什么麻烦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这位从事公安工作的哥儿们。他们想听听我的意见，或者让我帮忙解决一下。如经商过程中被骗，妻子经常收到匿名信，受到婚姻隐私方面的困扰，仕途发展上的不平之事等等。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想到我，可见是一种信任。因此，不管遇到什么事，朋友们总是习惯地说：“找广刚研究研究！”记得有一次一位在政府任局长的大哥介绍一位民营企业的马厂长找我，并责令我必须帮忙解决他的事情。有局长大哥的面子，那位厂长找到我之后就实话实说了他的事情。原来他年轻的妻子刚刚结婚不到一年就携家中的200万元存款失踪了，他提供了女方的家庭背景、重要的社会关系以及要好的几个男朋友等重要线索，还告诉我说钱并不重要，无论如何要把人给我找回来，我们毕竟有一定的感情。迫于哥儿们的面子，我动用警力按那位厂长提供的线索终于找到了那个女人。可人家说什么也不肯回家，而是和一个男朋友住在一起。无奈我亲自出山，陪同那位厂长一同去请那位有了外遇并携走巨款的厂长小夫人。我以她携款出逃有犯罪嫌疑警告她，并配合马厂长好言相劝总算请回了那位小夫人。在公安队伍我的这种行为显然是在违纪，可如果不是朋友介绍，谁会去管马厂长在婚姻家庭上的问题呢？
面对社会上那些司法无助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我在派出所所长岗位上所亲历的司法机关相互扯皮的现象，我悄悄的开始了有针对性的社会调查和考察。调查统计表明，这类社会问题约占受案比例的10％而且呈上升趋势。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我在思考着我的人生路应该如何走？中年丧子的不幸遭遇，推翻了我望子成龙的梦想。人生磨难更激励着我前行，我仿佛觉得我该赤膊上阵了。一九九二年，我下定了决心，想成立一个民间调查机构象西方侦探一样名正言顺的来经营案件，解决上述社会问题的市场需求。决心下定之后，我把想创办私人侦探所的想法向主管公、检、法的区委书记做了汇报，接着又向市人大的主管公、检、法的一位副主任作了汇报。在二位领导的支持下，我创办私人侦探机构的申请报告名正言顺的被区政法委立会通过。支持我的那位资深的市人大的领导还领着我拜见了市公安局的局长、市检察院的检察长、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希望他们从法律政策上予以指导，在业务工作的开展上予以支持。
开篇：脱下警服当侦探（7）
创办侦探所的报告通过了，计经委的红头文件也做了批复，但是在申请工商注册时我还是吃了闭门羹。工商局注册登记科的一位叫李军的科长对我说：“你申请注册的业务，我们从来没批过，工商注册条例中也从未有过，我们不能批。”对方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望着填写好的工商注册登记表傻了眼啦。无奈，我只好再次找到区委邹本泉书记，邹书记很爽快，当即给工商局的吴局长打了电话。电话中吴局长仍然是同李军的口径一致，说工商局从来没批准注册过侦探。邹书记态度坚决，以理相驳，没批过就不能批吗？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只要社会需要我们就可以尝试，就可以探索。总之这是好事，是新事物，我们都应该支持孟广刚。对方又讲应向上级机关汇报请示。“国家有没有不准办私人侦探的文件？既然没有你怕什么？” 邹书记态度明朗。“好！既然书记这么说了，你让他来好啦！”邹书记对我的事业坚决支持，所以电话里讲的有理有力。离开邹书记的办公室，我立马又去了工商局。在工商局的局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吴局长。他很客气地说：“既然邹书记支持，我们也得听区里的，明天上午你直接去登记科找李科长，我都安排好了。”次日早上工商局刚一上班我就来到登记科，显然已有局长的指示，李军科长热情的接待了我，他接过注册登记书，只见他在注册经营范围栏中把我申请注册的商务、经济事务调查、社会安全事务调查，查找人和物的下落等业务统统给删掉了，只剩下第一项民事事务调查。而且批注了试办一年几个字，看来我的营业执照是带着笼头的。李军科长给我讲了一些工商法规政策方面的知识，我理解可能是向我解释批注民事事务调查这项业务的合法依据。看来这位李军科长对工商业务是非常专业的，我不禁有些佩服。
1993年7月3日我终于领到了工商营业执照，在中国实现了我创办私人侦探机构的夙愿。
我脱下警服，辞掉所长职务的消息被家人知道后竟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老母亲说我是不务正业，姐姐说我是乱来，我的一个弟弟听说之后，一见着我就跟我变脸说：“大哥，你奋斗到派出所所长这个份上容易吗？上级领导信任，所里同志拥护，辖区居民爱戴，又有社会地位。如果你真的脱下警服，不当所长了，你还算什么？还不是平民一个，要权力没权力，要地位没地位，这一步走错，怕是终生后悔呀！”
我明白家里亲人们的好意。不过我认准的事儿，别人是很难改变的。好歹我认准了一个理儿，在中国，好的派出所所长能找出无数个，而敢于脱下警服创办私人侦探所的怕是只有我一个，这无数个和独一个，就比较出了人生的价值，我就是要当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在后来的很多媒体采访我的过程中，记者总爱对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的侦探所为什么取名叫克顿？——克顿这一名称，来源于私人侦探的开山鼻祖美国人阿伦·平克顿的名字。1850年，阿伦·平克顿为适应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社会治安需要，毅然辞去中级警官的职务，在芝加哥创建了美国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平克顿侦探公司。阿伦·平克顿因及时获得情报，使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免遭于难而扬名天下。阿伦·平克顿的神奇探案业绩被载入侦探史册，他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也成为私人侦探的标志，因而克顿一词几乎成为私人侦探的代名词。为了学习阿伦·平克顿顺应历史需要创立私人侦探事业的开拓精神，为了表示对阿伦·平克顿的崇敬之情，因此我把侦探所取名叫克顿调查事务所。
克顿调查事务所刚一挂牌营业，沈阳电视台新闻记者就捷足先登对我做了专访，沈阳日报记者陈波的一则消息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1993年7月辽宁省的政法工作会议在鞍山市召开。会上省里的一位领导看了沈阳日报这则消息后，有这样一段讲话：“西方国家有私人侦探，现在我们中国也有了，在沈阳成立的一家叫克顿调查事务所的就是这样的机构。创办私人侦探机构是对公安事业的有益补充，这是新生事物应予以支持。”领导的这段讲话，更触动了与会各位传媒机构记者们的敏锐嗅觉，捕捉到了爆炸性的新闻线索，使很多记者纷纷来到克顿调查事务所采访我。新华社记者李善运的一则电传稿件，一夜便把克顿调查事务所和我的名字通过各种媒体传向世界。
1993年7月， 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以及全国各地的许多报刊杂志和辽沈地区的电视台，均报道播发了这样一则通讯：“东北首家私人侦探机构——克顿调查事务所在沈阳成立。”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