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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战史大师富勒将军的看法则与此完全相反。他认为这个作战若能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发动，或至少同时发动，则还有若干战略价值，但在诺曼底登陆之后，即已成为画蛇添足，毫无存在的理由。
艾森豪威尔的话是为美国人所作的决定辩护，诚不足取。但富勒的批评却又引起一个新的问题。当时美军已有足够的余力（还要加上法军），总不能闲置不用，假使不用之于法国南部，又应用之于何地？
照英国人的想法（包括富勒在内），那些兵力应该用于意大利，但此种意见实颇有商榷之余地：（1）从牵制德军兵力的观点来看，意大利的作战并非有利的战略投资：在6月6日以前，联军在意大利的兵力共达30个师，而德军只有22个师，若以实际人数来计算，则比例更可能超过2：1。所以为了牵制德军而把更多的兵力投在意大利实非妙策。（2）联军虽已在6月4日进入罗马，但就整个意大利战役而言，他们反而感到前途茫茫。意大利北部地形险恶，交通不便，联军愈向北进则行动愈加迟缓，而且即令攻占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对于全面战略而言，也还是没有太多的意义。（3）虽然指挥意大利作战的英国亚历山大将军相信他的兵力到8月15日即可突破德军在意大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即所谓“哥德防线”（GothicLine）——此后他就能迅速通过“卢布尔雅那缺口”（LjubljanaGap）而直趋维也纳。这也正是丘吉尔所梦寐以求的战略构想。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纸上谈兵的想法。意奥两国之间万山重叠，易守难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双方苦战多年都不能越雷池一步，可为殷鉴。尤其是联军每一个师每天需要补给700吨，要想把几十个师的兵力从巴尔干送入中欧，从后勤的角度来看，根本无此可能。
简言之，假使说把兵力用在法国南部是不适当的，而用在意大利则可能更不适当。如果只有这两种选择，则选择法国南部似乎比选择意大利较为合理。现在再看德国战史家鲁格（FriedrichRuge）的意见。他认为事实证明“龙”作战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作的错误的选择。若能用这些兵力去攻取比斯开湾（BayofBiscay）上的港口，或打通斯海尔德河口，则对其联军的补给将可有较大的贡献。至于留在法国南部的少数德军大可由其自生自灭，因为他们对于战局已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作用。但把他们逐退之后，这些兵力反可用来防卫德国西南部并增强对联军前进的阻力。
德国人的见解似乎比较高明，但联军若真已采取此种路线，则是否即能在1944年结束战争，也仍大有疑问：（1）在上述两个地区中，联军所要遭遇的抵抗将会比在法国南部远较强烈，所以其进度也可能较慢，尤其港口设施的修复需要时间也至少是一样的多。因此，要想短期内对后勤有重大贡献，似不可能。（2）德军虽已损失惨重，但其潜力仍不可侮。希特勒在12月即能发动反攻可为反证。所以联军如欲乘胜穷追，则必须敢于冒险。就当时联军将领而论，也许只有巴顿一人具有这样的气质，其他的人都是碌碌庸才，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尝试，即令勉强进攻，也不过是虎头蛇尾而已。（3）联军的后勤尾巴实在太大。这与组织制度和生活方式有关，不可能突然改变。拖着那样大的尾巴，自然不可能进行“闪电”式的作战，而只能稳扎稳打。
从原始的计划行动说起，同盟国当局本来就没有想在1944年内结束战争，如果当时有人提出这样的观念，则一定会被大家斥之为不现实的妄想。所以战争之不能在1944年结束，实属理所当然，至少不能说那是准的过错。假使说在1944年9月间的确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而联军未能予以利用，诚然值得惋惜，但那是由于先天的限制，而非人谋不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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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扫描＇
cdhyy＇OCR＇2008
cdhyy＇校对制作＇2008
第十五章战略与后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引言
以美国为例
“欧洲第一”的战略决定
“波列罗”与“围捕”
北非战役的影响
地中海对英吉利海峡之争
“霸王”作战的精神
诺曼底登陆
欧洲的战争为何不能在1944年结束
太平洋战争
对日战争的结束
引言
研究战争的人几乎每个人都爱高谈战略，但对于后勤的问题却似乎很少有人感到太多的兴趣。以现有的军事著作而论，讨论后勤问题的书简直如凤毛麟角，而与以战略或战术为主题的书相比较，则可能百不得一。什么叫做“后勤”（Logistics），照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的解释，那是一种“调动军队并使他们获得补给的实用艺术”。用一种更抽象的语句来说明，也就是空间和时间因素对战争的应用。
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足以证明我国这位“兵圣”深知后勤之重要，拿破仑也曾说：“有关军队调动的数学问题值得请一位牛顿或莱布尼兹去计算。”事实上，战争中的事务几乎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都属于后勤的范围，因为军队可能一百天不打仗，却不可能一天不吃饭。往往有人用下棋来比喻战争，严格说来，那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在棋盘上的棋子并未拖着一条后勤尾巴。
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战略决定不与后勤考虑有关。一般战略家的想法都认为后勤计划是导源于战略计划。简言之，照逻辑来说，是先决定战略，然后再来拟订后勤计划以对前者提供必要的支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却显示事实与这种理论往往相反。战略路线的选择常受后勤考虑的影响或限制。后勤虽不一定能完全决定战略路线，但往往能指出哪条路线有较大的可行性。
以美国为例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后勤计划事先都缺乏一种足够明确的战略指导。当然对于未来战略观念，一种大致的轮廓仍然是有的，不过这并不能替生产计划奠定稳固的基础。这也是一种必然的无可避免的事实，因为许多武器装备的生产先导时间（leadtime）都长达十几个月或数年之久，所以在开始生产时，对于未来的战略情况实在是很难作过分肯定的研究判断。因此，所有的经济动员都不是以战略计划为基础，而只是加速累积各种装备，以便能够执行任何未来的战略计划。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美国的情形。自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当局即开始感到警惕，所以在1940年即有所谓“军需计划”（MunitionsProgram）的拟订。此时美国尚处于中立地位，对于是否加入战争尚无认真的考虑，当然更谈不上具体的战略路线，1941年，当美国实施所谓“胜利计划”（VictoryProgram）时，陆军部次长派特森（RobertP。Patterson）曾公开说明：目前最重要的即为生产的总量，至于武器的未来使用方式则为次要的考虑。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置身于全球战争。美国与英国当局开始讨论和拟定同盟战略，照理说，此后的后勤工作应该接受战略的指导，但事实上，1942年以后的生产计划仍然是采取我行我素的态度。因为生产是有连续性的，一经发动就必须不断地加速推进，而不能随意改变。反而言之，由于后勤因素已经先战略而存在，所以战略的考虑、计划和决定都无不受到它们的影响和限制。
“欧洲第一”的战略决定
美国的战争潜力固然巨大无比，但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将其完全发挥出来。至少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希望它有能力同时击败欧亚两面的强敌。这里所面临的又是后勤限制的问题。美国陆海两军参谋本部对于如何进行两洋战争的问题曾经作过多年的考虑，直到1940年11月，当时海军军令部长斯塔克（Adm。Stark）始提出一项备忘录，主张一旦美国同时与德日两国开战，应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也同意此项见解，于是在1941年1月遂做出成案。接着美英两国军事首长之间又举行秘密会谈，再度认可此项原则。从此这也成为美英同盟的基本战略路线。
日本袭击珍珠港在美国曾造成相当的感情激动，以至于许多人要求应首先击败日本。但几星期后，美英两国首长在联合会议时仍冷静地坚持原有决定不变。这也可以证明后勤因素所具有的巨大影响作用。美国在当时不仅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应付两面作战，对于远洋作战所需要的工具更是尤感缺乏。同时越过大西洋的交通线也比太平洋方面较短，所以也就暗示以欧洲为第一优先是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