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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平方公里，日耳曼人口700万人），在整个欧洲，它仍然还是最完整和最强大的民族集团。但领土和人口的丧失又激起德国收复失地的强烈意愿，同时并制造出来少数民族问题，成为尔后纳粹德国的侵略借口。
若与德国相比较，奥匈帝国的命运反而更不幸，而被肢解得四分五裂，于是果然不出捷克史学家巴南基（FrantisekPalanky）在1844年所预料：“若是奥匈帝国瓦解，变成许多小型共和国，那也就会使德、俄帝国主义者获得良好的机会。”那些东欧弱小民族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偿其独立建国的宿愿，但不旋踵即显示他们很难维持独立，其结果即为在欧洲中央造成权力真空，等候新强权去填充。
在政治方面，战胜国想把德意志帝国改造成为典型的民主国家，甚至比他们本身还更要民主。在战后所制定的新德国宪法，也许在当时的欧洲可算是最进步的，但此种民主制度是由敌人强迫加在德国人的身上，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好感，反而会有强烈的反感。
德国人有服从权威的传统，在已经没有王室作为效忠对象时，年高望重的兴登堡元帅暂时被用来填补此种心理真空。但那只是一种代用品，不能完全满足日耳曼民族的精神需要。所以，在魏玛共和国时代（WeimarRepublic），德国人在精神上始终是充满无力感。在这种情况之下，希特勒、纳粹党、第三帝国的兴起也就代表一种自然趋势。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方面比政治方面还更荒谬。德国人被迫要付出天文数字的巨大赔款，那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德国在民穷财尽之余，战胜国为了阻止其破产，反而必须对它提供大量贷款，帮助它经济复苏，使其变成欧洲最大工业国家。
在军事方面也订有非常苛严的限制条件。但事实上，仍未能认真执行。概括地说，不外两种情况：（1）某些条款根本无法执行，所以，只好不了了之；（2）以后战胜国虽明知德国违约，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加以制止。
总而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关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可以说是糟不可言，把那些条约订得那样严苛，只是徒然引起战败者的反感，而对尔后和平的维护则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因此，诚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JohnM。Keynes）所云：“我所关心的并非这些条约是否合于正义，而是其智慧和后果。”
拿破仑战争之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1815年）对于战后欧洲秩序的重建曾作远较明智的安排，遂能使欧洲在19世纪始终勉强地维持着权力平衡，过了比较太平的日子达100年之久。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则恰好成为强烈对比，其结果，遂如福煦所料，所获得的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而已。
一只看不见的手
即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埋下了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种，但战后初期，欧洲的和平和安全还是相当巩固，并未有任何严重的危机出现，战后的德国的确已经被解除武装，假使说德国人仍然还是具有复仇的意愿，但至少暂时是已经没有复仇的能力。反而言之，胜利之后的法国陆军已成欧洲硕果仅存的最强大兵力，而英国也继续保持着其七海雄风。此外，法国的空军直到30年代仍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进步的空军之一。
在莱茵河上仍继续维持着非军事地带，而在东欧，法国又已与波兰、捷克等国建立同盟关系，作为对苏俄的屏障和对德国的牵制。在这样的安排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在欧洲的确是享有绝对战略优势。就另一方面来说，欧洲国家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也并非不曾作相当重要的努力。1925年的洛迦诺（Loaarno）会议，不仅恢复了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且更在英法德比意五国之间签订了相互保证条约共同承诺维护欧洲的和平。因此，诚如丘吉尔所云：“从1922年到1931年的10年间，欧洲和平已达到其最高点（Peaceatitszenith）。”
假使说洛迦诺会议稳定了欧洲的国际秩序，恢复了德国的外交地位，则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DowesPlan）更引进美国的投资，帮助欧洲经济复苏，并使德国由安定而进到繁荣。所以，在20年代，欧洲的前景似乎呈现出一片光明。但很不幸，天有不测风云，暴风雨很快又来临了！假使说在1931年，欧洲的外交气氛还是和平多于战争，又假使说直到1934年，西方民主国家在军事上仍然享有巨大优势，则世局变化的迅速自然也就不禁令人难以置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1939年爆发了，距离1931年还不到10年，而距离1934年则更仅为5年而已。为什么在如此短暂时间之内会发生如此巨变，其原因何在耶？
从历史记录的分析中几乎经常可以发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幕后操纵国际事务和国内政治。这只手就是经济因素。1929年美国证券交易所发生了一次惨跌风潮，带来了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这场经济风暴对德国的打击极为沉重。1929年德国失业人数为130万人，到1930年已超过600万，这还是仅指已登记的人数而已。1930年有1750万德国人靠政府救济生活，到1931年，则有1500万德国人实际上是在挨饿。在这样巨大冲击之下，自然人心思变。于是1932年7月国会改选时，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党（正式名称为国家社会党）遂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德国第一大党。
假使没有这场大的不景气，则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不可能崩溃，纳粹党也不易有出头的机会。世界性广泛的不景气不仅帮助希特勒在德国顺利地取得政权，而且也帮助他在上台之后能够比较易于执行他的政策。这又可分为下述三点来说明：
1．经济景气本来就是一种循环的现象。这次全球不景气始于1929年，到1932年希特勒上台接管政权时，已经度过了其最低潮而开始走向恢复的途径。希特勒真是运气好，一上台德国的经济即开始好转，这本是自然现象，但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他的功劳。
2．中国有句老话：“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德国人民在经济不景气之后，只要有人能恢复经济繁荣，也就必然会获得人们的热烈拥护。至于其他的施政，即令有所不满，也会勉强忍受。从1933年到1936年，德国失业人口又由600万减为100万，经济成长之快令人难以相信。当时正在德国留学的魏德迈将军说：“德国人民不管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有无反感，但对他的成就却无不表示敬佩。”
3．全球不景气使所有西方国家都受到影响，他们应付其本身的经济问题都已感到手忙脚乱，所以也就没有余力来过问德国的事情。这样遂在时间上造成一个空档，好让希特勒可以不必害怕国外的干涉，而从容完成他的一切部署。
事后看来，希特勒的兴起似乎是很偶然，若无这次经济大风暴，则历史可能要改写。不过，希特勒本人仍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希特勒，则不景气虽也同样能对德国造成严重影响，但第三帝国却不一定会出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一定爆发。
希特勒的大战略
也许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统治者会像希特勒那样在尚未取得政权之前就把他的一切计划都清楚地写了出来。当《我的奋斗》（MeinKamf）出版时，世人都视之为宣传资料，甚至有人斥之为天方夜谭。但历史却证明希特勒的确是照着他的预定计划去做，一直到毁灭为止。
希特勒有两大目标：（1）发动战争；（2）消灭犹太人。而其最后目的则为建立一个空前的大德国。战争即为达到此种目的的手段，而主要的征服对象即为苏俄；必须东进，日耳曼民族始能获得其所需要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
为了达到其最终目的，希特勒的大战略计划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德国应努力获致内部的团结，并加速再武装，同时应设法与英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以缓和国际敌对气氛。在第二阶段中，德国应在一个预备性的战争中，先期击败已经被孤立的法国，使德国在东进时可无后顾之忧。在第三阶段中，德国将发动伟大的征俄战争，完成其征服伟业。从战后发表的证据中，可以显示希特勒本人在内心里是经常记得他这个原始战略构想的。当然，这一构想并无一定的时间表，对细节更无明确规定，但大致的方向却能始终保持不变。
从始至终，希特勒都无意与英国为敌，他曾假定德、英、意三国可以分别朝不同方向扩张：德国向东欧，英国向海外，而意大利则向地中海和非洲。所以，彼此之间不但不冲突还可以合作。对于法国则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