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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
慈禧垂帘听政后，奕䜣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加强学习西方语言。慈禧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外国使馆已纷纷进驻北京，只有掌握他们的语言，才能实现与他们的沟通。于是，慈禧批准在京城设置同文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同治元年（1862）正式开馆，最初只设英文一馆，学员仅十人。第二年又添设了法文科，并将原来官办的俄罗斯文馆也并入了同文馆。
随后，奕䜣又建议：在同文馆内再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同时提出聘请西人任教。可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来自京城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当朝的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学语言还可以，但算学和天文学也要学洋人的，岂不是完全洋化了。他坚决反对增设这两门课，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造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关键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为了支持洋务派建立天文馆，慈禧予以申斥：
“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着毋庸议”。
倭仁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又是同治帝的师傅，位高权重，在意识形态上是很有发言权的。慈禧知道他的意见不能小看，必须慎重对待。为了能够使同文馆顺利招生，慈禧再次显现了她在权术运用上的智慧。她当即通过内阁明发一道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馆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着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钦此！”
或许这是慈禧故意装聋作哑，给老夫子倭仁出的难题；或许是慈禧确想让倭仁借此换换脑筋。
可倭仁却为难了，因为他力所不能及。于是他赶快申辩：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
实践证明，慈禧的决策没有错。两年后，同文馆聘用美国人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负责全面教学工作。同文馆在以后的几年里继续聘用外籍教习，开出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新学科。同文馆真正成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府，成了中国第一个培养科技人才的近代教育机构。在它的带动下，继之而兴的有上海的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
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第一批新式学堂，这一切都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正是因为有了慈禧的支持，许多洋务措施才得以顺利推行。那么我们能否由此断定：慈禧就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
三
毫无疑问，不能。不仅仅是因为所有推行的洋务活动没有一项是缘于慈禧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慈禧对于洋务事业的支持必须限定在不妨碍她的封建专制统治：当洋务事业的发展局限在物质层面上，引进的属技术、器物层面，且以购买为主，有利于专制主义王权的加强，慈禧就会大力支持；当洋务事业的发展必须进入到制度层面，甚至于文化层面，需要触动慈禧和慈禧赖以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时，慈禧便不再是洋务的支持者，而是终结者。这是因为：
第九讲 初兴洋务（4）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放在首位。当权力受到威胁时，她不惜发动政变，就像铲除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一样，毫不留情。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以维持政局和权力的稳定。
慈禧对于洋务活动中所推行的各项内容的支持也是如此，如果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不利，她一定制止。不论这项内容对民族和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益。她断然终止第一批留美学生计划就应属于这样的原因。
选派人员出国
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洋务运动起步以后，洋务派认识到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请洋人专家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而更好更有效的一条捷径，则就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养懂得洋务的专家。在洋务派的积极倡议下，一项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的计划付诸实施。
首批赴美留学幼童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他们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引起了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陈兰彬等人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慈禧不断地接到有关于留学美国的学生们的情况汇报，她对于留学生抛弃
传统文化的悖逆行为深感担忧，她不能坐视这些中国幼童都变成“洋鬼子”，从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于是，慈禧毅然决定放弃留学计划，招回所有的学生。
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而这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六十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一百二十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式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这不仅是慈禧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民国时期担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慈禧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数千年的专制思想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孤傲、专横并没有在她身上消失，所以她不愿主动吸纳新知识，导致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无知。令中国人汗颜的“马拉火车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以企业家的锐利眼光，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
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四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了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喷出来的黑烟会给周围农田里的庄稼带来损害。于是慈禧决定：如果想修铁路的计划得以批准，必须以驴马拖载，方可批准。
第九讲 初兴洋务（5）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总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