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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先天缺陷儿童的父母与这个妇人的埋怨产生共鸣。一阵突如其来的同情随着孩儿的出生而来，但却很快消失。
因此，当父母的需要和情绪出现问题而增加时，别人提供的帮助就越来越少。这些有着严重残废儿童的父母不像面对末期疾病的人，他们的痛苦遥遥无期。他们要接受终生照顾孩儿的工作，但还有更复杂的问题，他们也顾虑到当他们死后，如何处理孩子。
保罗列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中包括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汇——“恒久忍耐”。我们值得重新复苏这个词和这个观念，按它最原本的意义，将它应用在长期病痛的问题上。
有些基督徒情愿谈神迹医治疾病多于谈长久忍耐；我要解释为何我尽量避开这个解决痛苦问题的重要层面。我在这本书不强调神迹医治疾病是为了两个原因：第一，谈论神迹医治疾病的好书俯拾皆是，包括从个人见证到神学论说。第二，我写的内容是关于那些自觉陷在痛苦中而质问上帝的人。医治是脱离这个困局的一种方法，但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不是人人都会得到神迹医治疾病。你可以问布雷恩。
我不是不重视身体的医治。但正如我已经提及过，每一个被医治好的人（和那些医治好别人的人）始终都会死亡。所以，医治疾病不会除去痛楚的问题，只是耽搁之。
神迹医治疾病的可能给予基督徒极大的希望。但是。如果医治不出现，粉碎了的希望就可以成为信心的大障碍，也引致出卖感和绝望感。一位住在明尼苏达州、半身麻痹的年轻作家巴巴拉，在一封信中向我讲述这个情况：我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上帝必医治好我的病。这消息似乎太好和太可靠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胆敢相信。但是，我看见圣经并没有与之抵触，于是，就开始产生希望，然后相信。但我的信心是摇动的，当基督徒靠近我，说：“上帝不会医治好每一个人”，或困苦是我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我的信心就会动摇。去年秋天，我的信心似乎死了，我放弃相信上帝会医治我。
在我平生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不能面对下半生坐轮椅的事实。知道上帝有能力医治我，但他却不这样做（至少我这样想），这使我十分痛苦。我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和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并控告上帝不实现医治的应许，好像拿看一块肉放在快将饿死的狗面前。上帝显示他的能力，以此试探我，但却从不让我得到。我里面产生了极深的内疚感，因为我从圣经得知上帝是一个仁爱的上帝，但他却不回答任何人。我里面有看这样的冲突，以致我的心理状态变得不稳定，又多次想自杀。
当我的内疚感和怨恨在上帝和我之间筑起一堵越来越高的墙时，我开始服用镇静剂，去度过一天的生活。约在此时，我开始头痛，和眼睛不适。眼科医生找不到任何生理原因。
我仍然继续祈涛，因为我知道上帝仍然活著，但我往往以哭泣，和咒骂上帝作结。我怕自己经历太多自怜，那是极具破坏性的。我一次又一次问上帝，为什么不医治好我，因为圣经清楚说出医治是救赎计划的一部分。
巴巴拉的心理最后得到治疗，除去苦涩。她仍然等候着身体得医治。
因著有许多人的经历像巴巴拉一样，我相信我们应现实地提出医治疾病的希望。这只是一个“希望”，而不是一个保证。如果实现，一个喜乐的神迹就会发生。如果不实现，上帝也没有让你失望。他甚至可以用疾病产生美善。他确实这样应许，并没有失误。
最后的希望
基督徒为希望而奋斗时——正如其他复原的探索：恐惧、无助及意义——就会随时得到一些独特的资源。本书最后的部分将解释基督教信仰所能提供的特殊贡献。我若不在本章提及最后的复活盼望，就是我的疏忽；盼望看一个新的世界，使痛苦的问题好像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
基督徒相信无论眼前所发生的事看来多么凄凉，前面必有美好的事物。希特勒集中营的生还者贝特尔海姆承认，这样的信仰会转变成实际的帮助：“那些有著强烈宗教和道德信念的人，在那里会比其他人更能过生活，这是集中营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的信仰，包括对来生的信仰，给予他们力量忍受，远超过大部分的人”。
钟尼讲述有一次她采访一个弱智家庭的经历。通常，当她采访一个护理中心，坐在轮椅上述说她个人经历时，她曾令听众看迷。但是，这一次的病人有着不同的年龄，全属低智商的人，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当钟尼提到天堂将是怎么样的地方时，她知道她完全提不起他们的兴趣。
当天天气暖和，钟尼努力继续讲述她的故事，却可感觉汗水从她的身体往下流。最后，她拼命地说：“天堂将是你们人人都会有新智力的地方”。这句话一经讲出来，她就觉得后悔——这些话究竟听起来仁慈的呢，或残忍的呢？但转瞬间，房间的气氛改变了。病人开始欢呼，并大声鼓掌。
钟尼已轻敲着他们最深的希望。他们比任何人更知道自己是心智不全的人。但她却给予他们基督教的应许：有一个地方不再存留这些软弱，人最后必得医治。保罗提醒腓立比人说：”但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切望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运用那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腓三20—21）。
我认为西方基督徒越来越老练，对于信仰强调不灭亡、将来的赏赐等信息，已经渐生一点羞愧感。这个时代，我甚少听见有人讲论生命的冠冕或公义的冠冕等信息。我们的文化向我们宣告，受苦是现实，而不朽的来生只是妄想而已。
但是，我们是否有其他实在的希望可以提供给四肢残废者，或一个生下残障儿童的母亲？还有，来生永远医治的希望是有价值的希望吗？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必须告诉你马撒的故事，她是“珍惜今天”小组的组员之一。从某方面来说，她的故事总结了我一年之久在那个小组对痛楚所学到的全部功课。
在第一次聚会时，马撒已经吸引我的注意。那里其他的人显露出明显的病征：稀少的头发、病黄的肤色、失去一肢、不受控的颤抖等。但马撒却完全没有这些症状。她那时二十六岁，十分有吸引力。我怀疑她是否如我一样，与友人一同来探访。
当轮到马撒说话时，她说她刚患上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她的父亲在一年前死于同一样病，及她的叔叔在两年前都是同一命运。这种硬化症很少有遗传关系，又很少在年轻女子身上发病，但不知何故，她却残酷地成了患者。
这种硬化症毁坏神经。它首先攻击可控制的动作，例如手臂和腿，然后是手和脚。它进一步攻击不可控制的动作，而最后当它足以抑制呼吸时，就会引致人死亡。有时，人的身体很快就屈服，有时却不然。马撒的亲戚都经历两年的退化才死亡。马撒了解这病极痛苦的详细情形。
我第一次参加小组是在三月。在四月，马撒已需要坐轮椅来聚会。她走路很艰难，因此她在大学图书馆的工作遭辞掉了。
到了五月，马撒已不能使用右手臂，再不能用拐杖。有一位物理治疗员教她使用扫柄连不透光胶纸的新奇机械拾起掉在地上的东西。她连操作手制轮椅也有着很大的困难。
到了六月，她不能使用双臂，只能移动一辆新的电动轮椅的手擎。因为她需要人二十四小时的照顾，她被送到康复中心。
我开始到康复中心探望马撒。我推着她坐着的轮椅以给她短途旅程；有时我载她参加小组的聚会。我认识到这种受苦伤害她的尊严。我首先学会检视她的脚趾才替她穿鞋——如果脚趾卷曲了，被夹在鞋里会很痛楚；我也学会靠拢她的手才小心地将它放入她外衣的手袖里；我也要留心她悬摆著的手臂才让她坐在车位上。将一个125磅重、麻木的身体，安放在一辆袖珍的汽车里并不是易事。
马撒的每一个行动都需要别人帮忙：穿衣服、安放她的头在枕头上、清洗她的床、用便盆。当她哭泣时，别人要替她擦眼泪，并将卫生纸靠近她的鼻子。她的身体完全背叛她的意向，不会听从她任何的指挥。
有时，我们谈论死亡和希望。我愿意向你承认，当你向好像马撒这样情况的人提出永生、至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