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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份开始，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在朝廷一方，主要力量就是应诏讨逆的藩镇，中央神策军只是作为补充力量参
战。其中以淮西李希烈与朔方李怀光实力最为强劲。淮西镇位于南北冲要之地，客观上对河北的割据势力有着一定的牵
制防范作用；朔方则属于帝国最早的藩镇之一，原为保卫西北边疆及关中京畿而设，但德宗以中央军队取代了朔方军原
本御外的任务，于是它也成为中央对付地方割据的重要军事力量。割据藩镇的存在，是中央与地方某种妥协的结果，同
时藩镇之间也是互相牵连互相制约的，割据与防范可以相互转化。
二李本是讨伐叛乱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前后相继反叛，特别是淮西镇，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实力
的强大，与朝廷分利的砝码越来越重，与河北三镇一样最终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当然，在这场战事中有一些力量自始
至终都忠于朝廷，共进退，同荣辱，维系着天子与帝国的尊严。在相持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
李抱真的部队以及神策将李晟统领的中央禁军。这三支部队不仅在前期大破叛军，在这一年的战斗中更是互相团结，遏
止住了四镇的势头。从这里可以看出，用人是否得当倒确实是危急存亡关头的一件大事，从杨炎到后来的陆贽也一直向
德宗反复强调这一问题，现在以及后来的情况证明，“用人”虽然不是原则性的，但至少是个技术上非解绝不可的关键
所在。
相持不久之后，战事急转直下。朱滔等人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同时也是因为朝廷逐渐失势的缘故，相约称王，在安
史之乱后河北诸镇第一次正式结成了联合军事阵线，并向强大的李希烈劝进。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十二月，李希烈
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勾结李纳、朱滔等反叛。此消彼长，如此一来，唐军的失势就明显了。
李希烈出身行伍，为人暴酷，是个典型的强阀。早在奉命讨伐李正己时，希烈已蓄异志，暗地里就与李纳、朱滔有
往来，此刻机会成熟，公然举起反旗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在东方藩镇最早起事的势力中，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地最偏、兵
最少，而法令有理，对朝廷礼貌最恭，然而李希烈却和他有矛盾，极力主张兴师讨伐。德宗其时抑藩心切，未尝没有打
过自己的小算盘，他想借助于藩镇之间的相互争斗坐收渔利，便欲以希烈统诸军讨之。当时的杨炎曾极力反对，认为希
烈此人反心在骨，不可轻信，若异日平贼后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驭之？”可德宗对杨炎的反感已经很深，没有听从他
的意见。事实证明皇上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未等到河北之祸稍有平息，希烈即叛，战事又从河北扩大到河南。李希烈在
建中三年秋天移军许州时有三万人，兵强马壮。许州在今天的河南许昌，直接威胁到东都洛阳。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
的正月，希烈出兵四掠，陷汝州，围郑州，游骑至于洛阳郊外，搞得东都士民大为震骇，纷纷出城逃往附近山林躲藏。
军情如火燃眉，德宗急忙召见卢■问计。
真不知卢■在这种存亡关头怎么还有心思公报私仇。他宽慰皇上说希烈不过是恃功傲慢而已，若能以一位儒雅重臣
前去奉宣圣泽，晓以利害，可不战而获，建议派颜正卿到许州去宣慰。德宗也幻想着天子的圣威能够继续化凶为吉，更
何况，牺牲一点原则换来精神的胜利本就是人君的常法。诏书一下，举朝失色。
人们都知道年已八十的正卿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儒教大师，平生容不得半点邪恶，也正因为如此才得罪了卢■，以他
这种性格去赴虎狼之窟，无异于送死。国家失一元老，这是所有人的耻辱。在途中，东都留守郑叔则、宣武军节度使李
勉都劝留正卿，李勉还特地为此上表德宗。但这些既没能让皇上收回成命，也没有打消正卿为国赴难的决心。他留下遗
书抵达许州，被扣留近八个月，直到最后被希烈所杀，在威胁利诱面前自始至终没有丧失一点人臣与帝国的尊严。但他
的牺牲并未为皇上带来所期望的东西，李希烈照样攻陷了汝州，对关中构成了重大威胁。
情况很明显，战事由稍远的河北一下子移到了中原枢要地区，反叛军队隔绝了南北交通，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生存命
脉。李晟及李抱真、马燧所部被朱滔、田悦等牵制，驻扎汴州的宣武军自然就成为中原诸镇中对付李希烈的主要力量，
但实力尚不足抗衡。四月，德宗被迫调关中地区的中央部队出战，龙武大将军哥舒曜率领的这支部队协同宣武节度使李
勉一度使希烈退到蔡州，但不久即告失利。八月，希烈进围襄州，九月，在沪涧一战中德宗另外抽调整增援的禁军又被
李希烈重创，东都洛阳岌岌可危。洛阳是西京长安的门户，一旦失去，叛军势必长驱直入，这使德宗万分恐慌，于是下
诏坚令死守襄阳。皇上的心态和眼下的形势都预示着：帝国被迫转入防守无法避免。
这倒不是德宗的虎头蛇尾，而是时势所然。事实上，德宗目前采取的战略正是因为深察了形势的结果，这是由于有
一位极负才略的大臣给皇上施加了重大的影响。这位正直的大臣尽管是一位文士，但却对帝国的危机有着深刻的体会，
他的态度严肃但文采斐然，从不危言耸听但总是指陈剀切，他凭着对国家和道统的忠诚坚信：到目前为止，皇上是彻底
失败了。
德宗未即位前，即已知道陆贽，但直到此时才召用他为翰林学士，起初也只是出于要大手笔起草文告的需要。从先
王开始，中国的文教一向昌盛，历朝历代恪守的传统要求首先必须以理服人，以教化治邦怀远，不战而屈人是最上策，
其次才是使用武力。本朝尚武，但还是把文化和教化放在首位，天子更是必须如此，所谓内圣才能外王。王令能够遍行
天下，不仅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无上的权威，还因为它同时是一种道德和伦理的象征。因此为皇帝起草诏敕文告一向选
用博学多才、明理善辩的文臣担任，陆贽就专门负责这一工作达数年之久，他的手笔创造了大唐有史以来最优良的范例。
当帝国的低潮到来时，陆贽不能允许自己再保持沉默了，他在李希烈反叛后连续上奏德宗，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陆贽提出的问题，德宗未尝没有体会，特别是朱滔、李希烈的反叛，给自己心中带来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但天子
总是天子，难道这一至尊无上的权威竟可以被当作是徒具威严的面具？这叫皇上实在无法理解。更有疑问的是，人君任
用臣子，都应该是其人的荣幸，也是为国为君都义不容辞的责任，假如一旦违抗圣命，倒戈助逆，又岂能是天子的过错？
德宗无法不为自己的幻想所欺骗和愚弄，所以陆贽注定是要白费一些苦心的。但是陆贽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却至少让皇上
感慨万端，这一点在几个月后的那篇著名的《罪己诏》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德宗同意发布这篇诏书多少是出于迫
不得已。
陆贽认为，国家的安危在于“势”，势苟安，则异族异类都可成同心；势苟危，则同舟之人皆为仇敌。现在的关键
正是国家“势”危，必须承认灾难的现实，停止追求难以达到目标的举动。在这里，陆贽描绘建中以来的德宗用了“孜
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的词语，前二句明褒实贬，后二句则直言无遗，无异是说皇上这两年对
付东方藩镇的一切努力不仅都是白费功夫，而且从开始就是一场失败。陆贽还举出玄宗的例子预言，关中京畿地区中央
军备的空虚必然会导致内乱，为此必须停止征发中央禁军，息兵罢战，并免除京城及畿县的杂税以安民固邦。德宗没有
接受后一条忠告，继续调用了泾原守军开赴前线，结果导致了兵变。但这并不是说德宗对陆贽这一“失败”理论无动于
衷，因为如果不是皇上对现实状况的某种默认，无论陆贽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指责都是不可想象的。
彻底的失败：泾师之变
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八月，当李希烈围攻襄州，德宗就已命令关内的泾原镇出兵赴援。十月初三，泾原节度使
姚令言率兵五千经过京师长安。
这时正值严寒，风雪奇大，从泾原来的兵士大多携带子弟同行，希望到长安时能够得到厚赏。负责犒赏的是京兆尹
王翃。
王氏以为这只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