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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轻的时候，就曾与王仙芝以贩私盐为事。由两位盐贩出身的人发动了这次不平则鸣的反抗，说起来倒也并非偶然。
本朝同以往一样，一向也采取一种“重农轻商”的策略，这是因为产业不发达，自然就不会产生政治以外的势力，只要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统一和稳定也就不会受到破坏。可这种人为的压制代替不了物质发展的必然，无论历代政府坚持怎样的信条，都不可能抗拒对有利可图产业的日益依赖。只要存在着国家对产业的干预，对贸易和城市税的征收，也就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与商业开始发生紧密的联系。所以，农民以外，城市市民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层而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仙芝和黄巢或许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黄巢在朝廷和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采取了一条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略，如行云流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帝国的半壁江山。黄巢本人其实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东南地区对中央的重要而向南方进攻的，像大多数农民革命一样，他们一开始的目标仍是打进长安，杀向龙庭，这是其辈斗争热情的根本源泉。是朝廷阻止他们北进的顽强抵抗结果造成了黄巢向南方发展，他在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渡过长江进入浙西，又翻越崇山峻岭跨入福建，最后横扫岭南，打下了广州。黄巢成功地占据了富庶的南方使得他与帝国中央形成了南北对抗的态势，转战四方又使这支农民革命的武装空前壮大，尽管朝廷在长江一带设立了最后防线，但已经无法抗拒这一业已燎原的全国性动乱。终于，僖宗广明二年（公元880年）十二月初五，黄巢打进了长安。
黄巢农民军无意识地在经济和政治上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三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黄巢占领了东都附近的汝州，号称“天补大将军”，同时传檄诸路官军：不日进攻洛阳，并将杀向京都。二十四日，消息传到京城，僖宗在延英殿对着宰相们泪如雨下。
田令孜奏：“请发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潼关是护卫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
皇上感叹：“侍卫将士不习征战，哪里有用！”
难怪天子悲哀。当年安禄山五万之兵进犯长安，大将哥舒翰领兵十五万都未能守得住潼关，此番黄巢号称有六十万之众，区区一个潼关之险，又如何能当得起事！无论僖宗再怎么顽劣不化，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在军事上，朝廷和各路地方武装并没有犯什么重大错误，他们的封堵战略十分成功。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镇海节度使高骈首先把黄巢的锋芒逼住，迫使其转向浙江并南下福建、岭南。当黄巢从桂州沿湘江北上时，在荆门又为襄阳节度使刘巨容和江西招讨使曹全重创，不得不取消直取中原的计划，改道东进。朝廷也不是不想保住淮南和南方的几个重要的财赋重镇，一直采取各种方法不让黄巢进占扬州和广州。可是，中央政权的安危和天子的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两难的情况下，只有先保住哪怕是观念上的政权再说，所以要坚守江淮防线，就只能让黄巢横扫南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其实，任何一种政权都不得不如此作为，尽管这是再愚蠢不过的短期行为了。朝廷在军事策略上既没有严重的失误，那么，局面弄到这一步，完全是原则上的问题。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黄巢终于在采石渡过长江，进围扬州。沿江防线的最主要干将淮南节度使高骈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了抵抗，坚城不出。九月，黄巢乘胜渡淮，直指东都，帝国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高骈出身禁军世家，早年在西南一带任职，曾大破南诏的入侵。乾符四年（公元877年）调到江南后，最初在征讨的王仙芝部众时成绩显著，他也是后来执行朝廷围堵方针，迫使黄巢南窜岭南的最主要功臣。这样一个朝廷寄予了莫大厚望的人，关键时刻竟然不敢应战，说起来是大有原因的。
表面看来好像是高骈心有怨气。原来，在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由宰相卢携的保举，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负责堵截黄巢。上任之后，高骈传檄四方，募得淮南与诸道兵马近七万人，声威大振，一时屡挫农民军。就在此时，黄巢使了一个缓兵之计，上表请降。高骈以为黄巢坚持不了多久，此时此刻岂能让外人分功，于是便遣散了各地军马。这一来，让黄巢得计，五月，大破高骈之众，阵前斩杀高骈大将张璘，乘胜渡江攻占天长、六合等县。高骈上表告急，朝廷下诏，严责其遣散诸道兵之不当，惹得高骈一气之下，称病不战。但这只是其然而不是其所以然。
经济的崩溃和吏治的败坏，使得帝国中央的实力再也不像从前了。由于官军的寡弱，所以平乱剿贼不仅必须征募兵士，尚需大力依赖地方自卫武装。而天子和帝国的威望大跌，先前的那种勤王扶政的正统观念在人们心中越来越淡薄，天子登高一呼，四方之师云集的局面尽管存在，可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崛起的藩镇大多出身于盗寇和地方军将，其地方割据的本性是与身俱来的，因而在国家危难时期对王室的忠实程度上便有很大的折扣，即使如高骈这些官宦出身之辈，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关头，也免不了心怀异志，更遑论那些地方军将和割据藩镇了。要靠此辈完成匡复国家的重任，那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高骈手下的一位谋士说得好：
“相公勋业已高，妖贼未殄，朝廷已有闲言。贼若荡平，相公威望盖主，则又如何处之？为相公良计，莫如临岸观火，自求多福。”
这根本就是为不忠不孝开脱的一句漂亮话。高骈何尝不知道作为拥据一方的藩镇首领，即使“功高盖主”，天子又何以处置？！更何况现在的情形，又绝非是“兔死狗烹”的时代，他又哪里来的这个担心！所以高骈放弃抵抗，实实在在是出于私心。一年后两京沦陷，高骈尚欲兼并两浙，以成当年孙策三分天下之计，就是最好的证明。
高骈放弃抵抗，使引颈南望的天子和满朝文武一片哀叹。中央政权本身已经多少年没有起过扭转乾坤的作用了，眼下更是无所措手。别看田令孜信誓旦旦地要守潼关，其实他早就准备西逃蜀中。作为实握大权的宦官，他从来也不会选择玉石俱焚的道路，只要保住了天子，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权益，这一点，连皇上本人都不无感觉。所以，皇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下令在潼关作最后一战，不然，天子的颜面又置于何地？但是，靠京中的那些由富家子弟组成的神策禁军，潼关哪里守得住？
十二月初二，黄巢攻克潼关，初五，进占长安。十万大军入城之时，长安居民夹道观看。人心的离失，是为政者最大的失败，当僖宗仅在田令孜五百神策兵护卫下从金光门狼狈出逃时，恐怕是很难想到这一点的。
官吏的无能就是政治的无能。
僖宗自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七月即位到现在，前后有刘瞻、崔彦昭、郑畋、卢携、王铎、豆卢瑑、崔沆、郑从谠等人入相。其中，刘瞻早死，崔彦昭不日离任，在朝中主掌政务、并还能做点事情的主要就是郑畋、卢携、王铎和豆卢瑑四人。然而这四位宰相，在对待黄巢的态度上，分歧相当严重。
郑畋主抚，卢携主剿。王铎虽也是主战派，并已于前一年兼任荆南节度使及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负责长江中游防御，但卢携与他有矛盾，力主以高骈取而代之。豆卢瑑在后来则主张避让，是附合田令孜西逃蜀中的大臣之一。郑、卢二人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时间是在乾符六年（公元779年）五月黄巢占据安南都护府后。
郑畋对僖宗说：“巢贼之乱，本因岁饥。而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所在节将，又都闭门自守，不能抵御。”郑畋既是大族出身，又进士及第，也是经过磨难才入居高位的。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出他还不失传统的理念，尚能够保持正确分析的能力。他的建议是“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其辈本因饥年利合，一遇岁丰，自然分崩离析。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郑畋真是个明白人。
卢携不同意。他这时自恃手上有在浙西屡败黄巢，并成功地将其赶往岭南的高骈，他当然要立一个奇功。卢携道：“高骈将略无双，淮土兵甲甚锐，”要知道，吹捧自己提拔的人，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