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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据说有人劝钱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于众，钱徽却不同意。
“苟无愧心，怎可以私人书信相证！”钱徽对来人道。
这话说得漂亮，也表明钱徽甚为明智，否则，当时洗刷了自己，今后却难逃种种更大的是非漩涡。
与此事无关而站在段、李一边，强烈指责钱徽、李宗闵等人的是翰林学士元稹。他本与宗闵一样，都是急于求进之流，在争夺宦官支持方面，不免与宗闵产生牴牾，二人由是相恶。此时元稹便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宗闵，为此还专门拟了一道诏制，把这件事上纲上线，狠狠地批驳了一番。在这一态势面前，宗闵倒霉就是必然了。
李德裕倒是没怎么落井下石，但他与李绅、元稹在当时号称翰林学士院的“三俊”，相互问情同手足，凭这一点，德裕也就无法脱身事外。
这次科场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处分也很重。朝中与钱徽、杨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闵有关系的人，都有些愤愤不平，李宗闵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李宗闵这个人极端的冲动固执。
这样说他，绝非是信口开河。仕途上的两次挫折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伤害，使他变得十分记仇。贬剑州后将近二年，因牛僧孺在李逢吉的荐引下拜相，宗闵才得以起复为中书舍人，并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月权知兵部侍郎。最后在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走驸马沈■和枢密使杨承和的路子，做到宰相。执政之后，立即便将德裕及与之相关的人员请出中枢机构之外。特别是对德裕，宗闵更是有一种政治上无法共存的排斥心理，非要将他剥夺权力而后快。其实，宗闵似乎并无什么一贯的政治见解，此一行为完全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不仅如此，宗闵还有一种强烈的派性心理。
本来，同志相互支持，关怀提携，固是艰难人生之一大幸事，亦乃人之常情。但是，宗闵把它看得过重了，这样，“义”代替了“忠”与“直”，私心压住了公利，同志成了同党，好事即不免成了坏事。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宗闵刚刚入相不到四个月，马上就荐引上表告退的牛僧孺再次入相。近两年中，他把自己的同年、同学辈人统统提拔到显要的位置上，而这些人又转相依托，以至于引起朝野的共愤，连文宗也认为大臣之间私结朋党的现象颇重。当李德裕第一次入相，坚决主张去掉朝间议论最多的“三杨”等党人时，宗闵还千方百计予以袒护，在他看来，自己的所谓“同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谁要是反对，谁就是与他本人过不去。长安城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则李”，“李”就是指宗闵，“牛”便是指牛僧孺，这句话是说，他二人取人，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
别看宗闵事事锱铢必较，但表面上却很豪放任侠，对后辈以及同僚颇存宽厚，因此身边很有一些人，大半是在他前后进士及第的新贵，还有不少是他的同门或亲戚故旧，因而相互间的情分是很重的。
这又要谈起“进士科”考试了。
本朝“常科”与“制举”并重，合称“科、举”，是士人进身的必由之路。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较起来，还是“常科”中的“进士”一科最为显要，一旦得中进士，那简直就是一件光耀无比的事情，此后释褐入仕、出将入相，都指日可待。后人有所谓“簪绂望之继世，草泽望之起家”之语，就是指的进士科。士子一生荣辱，寄乎其中。
本朝“进士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阅卷者（主试官）可以知道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试诗赋，亦即考试内容以写诗作赋为主。由此，整个过程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形：
首先是可以公开推荐；其次是考试重才艺不重实学，举子们平日的声誉重于临场的发挥。
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担任。与知贡举者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公开为他推荐才人，这也是朝廷出于不拘一格广泛选拔人才的考虑。而举子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往往提早很多时间，向公卿大夫投献诗文，以博得他们的赏识和引荐，同时营造声誉，期望来年中进士。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数千举子云集长安，奔走于名公贵仕之间，希望他们向主司推荐。有时，甚至在考试之前直接向主考献诗，陈诉衷情。
这是应试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否则，起于泥涂、升腾云空的一腔抱负，就有可能成为泡影。
当年柳宗元的一位朋友下第后，找他请教。柳子厚赠他四个字：“先声后实。”这话怎么讲？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先给主司一个印象，然后才能在考试中用上真才实学。
知贡举者拥有生杀大权，而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登进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对知贡举者感恩终身。时人把主试称为“座主”，把当年进士称为“门生”，“座主”之于“门生”，不啻于恩重父母、义同再造，这种关系可非同小可！
元和时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后来罢职，退隐林下。其妻有一天劝他：为子孙考虑，是否应该置点庄田。
崔群笑答：“我有三十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何忧！”
其妻茫然：“从来没听说夫君有这些产业。”
崔群大是得意：“我前年知贡举放榜三十人，他们不都是我的良田吗？！”
崔群真是明白人，他知道“有人”的好处要大于一切，而所谓“有人”，又有什么能比得过“门生遍天下”呢！
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知贡举是德宗时的宰相权德舆，他在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连典三年贡举，前后擢进士七十人，登辅相之位者，即有十余人之多。比如贞元二十一年（公元785年）这一榜，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就赫然其中。权氏自己正是凭了这一点，安稳轻松地做了几年的宰相。
于是，进士一科的种种弊端遂由是而生。试诗赋，重声名，使浮文艳词大行其道，举子们轻德重艺，蔓衍成俗，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座主”、“门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开请托胁迫之路，扇奔竞冒进之风，也使得公平原则大受破坏。同时，如此情状，更使得诸如长庆元年的那种科场案屡屡发生。
宗闵与僧孺等无数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幸运地成为每年充其量只有二三十个名额中的一员。他们在特定的仕进过程中有着相同的经历，“同年”、“同门”、“师生”这些纽带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友情因素取代了理念成分，最终决定了已经延续了一二十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宗闵周围算得上是关系亲密且身居要职的有好几位。
文宗去世这一年的宰相杨嗣复，是宗闵的同榜，同年情义，十分相得；与其同相的李珏，更是宗闵一手提拔，由嗣复推荐才得以入相，他们的关系自也匪浅。此外人数颇多，“三杨”兄弟是其典型。
杨虞卿是宗闵最为得力的干将，受其知遇也最重，宗闵甚至把他当作骨肉兄弟一样看待。他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进士，比宗闵晚五年，在元和末期官至监察御史，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为吏部员外郎，仕途也是相当顺利的。在吏部员外郎任上，因检下无术，曾被一度停职。大和时期李宗闵、牛僧孺同相时，被起复为左司郎中，一路高升，做到给事中的职位。
此人天性圆滑柔佞，攀附权贵很有一套，不仅得到李、牛的赏识，而且与宫中宦官的交情也甚为密切。有了这些关系，他在朝中便以路子广、办法多著称，一些举子为了得中科第、获授美缺，往往托他行走，很少有办不到的。因此，虞卿门下党徒众多，朋比唱和，喧嚣朝野。
虞卿弟汉公，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登第，大和七年（公元827年）官至司封郎中，在宗闵左右，也是个很得力的人。堂兄杨汝士，比虞卿早一科，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进士。他是长庆元年与钱徽同知贡举的主试之一，在那场案子中因涉嫌擢其弟鲁士及第，被贬为开江县令。从此汝士便与宗闵走到了一起，更得到他的厚待，大和后期一直做到中书舍人。
“三杨”兄弟卜宅于京师靖恭坊，号称“靖恭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