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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日落九世纪-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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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如梭,这一年很快过去了。在此新旧交替之时发生的一件大事又是关于宦官的。    
    新年前几天的一个傍晚,地处京兆府的鄂县县令崔发正在衙门中署事,忽听到外面喧闹起来,十分奇怪,便叫人去查明来报。未多久,县吏回来道:“京城来的五坊小儿殴打百姓,以致喧哗。”    
    崔发听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不由得火冒三丈,心想:“五坊小儿为天子放鹰犬,滋事扰民,屡禁不绝。今依恃天子年幼,游畋无度,竟又跑到这里来撒野!是可忍孰不可忍?”崔发大叫:“县尉安在?”底下有人应声答“到”,崔发道:“与我擒来细细拷问!”    
    待到县尉与捕快拖三拽四地把十来个人弄到衙门里来时,天已昏黑了,根本也看不清这些人长的什么样、穿的是什么服色,崔发也不问,先把他们捆起来再说。过了一会,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五坊宫宛使手下的人,而是奉旨出使的宮中宦官!崔发意识到:这下可闯大祸了。    
    这些中使回去到敬宗那里哭诉,皇上大怒,立即派人将崔发收执,交付御史台议罪。元旦这天,天子的大赦令业已颁布,崔发和其他囚犯被卫尉带到宫城门右的金鸡殿下等候处理,突然来了几十个宦官,手持大棍,不由分说对着崔发就是一阵乱打,直打得崔发面破齿折,昏死过去。这还未了,一帮人走了,又来一帮,照旧也是一顿痛揍,崔发僵卧于地,已近绝气,幸赖台官们用席子把他遮住,才得以幸免。照理,大赦令对除死刑之外的所有犯人是一概赦免的,可皇上命令释去他人,独留崔发不放。    
    给事中李渤愤然上奏:“县令不应拖拽中人,但中人亦不应殴打御犯,况且县令崔发所犯在大赦之前,中人所犯在大赦之后。宦官如此横暴,若不绳之以法,臣恐四方藩镇闻之,顿失敬畏之心!”    
    谏议大夫张仲方也认为对崔发不予赦免说不过去,可皇上就是不听。    
    只有李逢吉搬出一个理由,说崔发有八十多岁的老母在堂,“陛下以孝治天下,理应对此有所存念。”皇上这才释怀,命中人放崔发还家。崔发老母无奈,当着押送宦官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杖,这场风波方才罢休。    
    这是敬宗即位后的第一个新年,天子改元“宝历”,时为公元825年。    

六    
    宰相牛僧孺已失望至极。    
    僧孺为相近两年,在李逢吉与王守澄之下做了不折不扣的傀儡,毫无作为。面对着天子荒淫、嬖幸用事而国是日非的现实,他心中失望,可又没有胆量站出来,只能选择独善其身的道路。屡请辞位。正月十一日,牛僧孺被任命为武昌军节度使,出京任职。人不恋名位而求去,不外两种考虑:一是出于畏罪避祸,二是不愿同流合污。僧孺此去,除了以上两端外,却还有个说不出的原因,他是逢吉推举的,然而多少不满意他的做法,碍于情面,又无法言说,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摆脱这种内心的痛苦,只有逃避一法。    
    僧孺一走,韦处厚一派又在极力援助京外的裴度,再加上与新相李程不和,逢吉已感到开始有点难办了。其中,他最为担心的还是远在山南西道的裴度。    
    逢吉是不能甘心自己的政敌翻身的,他在这方面极为执著。这世上对任何事都可以执著,惟独对恩怨之事不然。人只要一陷入“恩”与“仇”的泥淖,便一定会丧失原则,甚至丧失理智。    
    逢吉有一个既能阻止裴度入朝,又可同时打倒李程的杀手锏。    
    原来,京师有一个叫武昭的人,早先在裴度手下出了不少力,颇为裴度赏识,保他做到刺史一职。可裴度被斥出朝后,这个武昭连带受累,一直未得重用,竟成了一个闲人,于是自然对裴度的死敌李逢吉不满。武昭在京有两个好友,一是太学博士李涉,一是金吾兵曹茅汇,三人以气侠相许,在京中也稍有名气。李程的亲戚水部郎中李仍叔看不惯逢吉对李程的排挤,乘机对武昭挑拨说:“李侍郎欲授官职与公,但为李逢吉所沮。”李侍郎是指李程。武昭一听,更是愤怒。    
    一日。武昭多喝了几杯,一时酒兴,便对人说要去刺杀逢吉。听者把这话告诉了拾遗张权舆,张权舆是逢吉的死党之一,立即说与了逢吉。逢吉马上就有了主意。    
    他先是吩咐侄子李仲言把武昭和茅汇找来,安抚了一番,另一方面却又命人准备捅出此事。这是下半年七八月份的事,正好是朝中有人议论要请回裴度的时间。    
    九月,逢吉正式发难,暗令一个十分不起眼的人上报朝廷,说有一个名武昭的人要刺杀宰相李逢吉。如此大事,当然要立案调查,十六日,皇上诏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审。这时,仲言按计划找到茅汇,逼他在审讯时作伪,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仲言话说得很露骨:“说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不然则死,你看着办吧!”    
    可是茅汇却没有被吓倒,抗言道:“茅某人为朋友甘心冤死,绝不诬人以求自兔!”茅汇的义气使逢吉的阴谋完全落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武昭与茅汇、李涉三人下狱后都如实招供,结果武昭被处死,李涉、茅汇流放,而李仲言和另外一个参与谋划的逢吉门下、拾遗李虞亦皆被处理。逢吉虽然没被牵进去,但地位已大大的动摇了。先是朝中言事者多称裴度为国家贤才,不宜久置于地方;到了年底,皇上又数度遣使赴山南西道劳问裴度;接着,裴度上表,请求回朝。    
    第二年,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正月,裴度回到长安。这不由得李逢吉不怕了。    
    新年前后,长安城中突然流行起一个新的民谣,内容是这样两句话:“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初听起来似乎莫名其妙,但细一捉摸,问题就来了。“绯衣”自然是个“裴”字,而“天上有口”不就是个“吴”字?这岂不是说当年裴度平淮蔡捉吴元济的事情!    
    又是那位拾遗张权舆上了一表:“裴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    
    “名应图谶”四字好解,天意垂象预示未来就表现为图符谶语,谁人应之,谁就合当大分;说裴度身为人臣而合图谶,意思也就很清楚。后一句“宅占冈原”就有点深奥了。    
    原来。帝城长安从南至北正好有六条高坡横亘东西,称为“六冈”,暗合于乾卦的六爻之象。易理:卦分六爻,或阴画或阳画,阴画称“六”,阳画称“九”,乾卦象天,天乃积阳气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从下至上名为“初九,九二,九三,……,九五,上九”。六冈亦如六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裴度宅第在平乐里,恰居“九五贵位”的第五冈,这即是张权舆“宅占冈原”四字所指,也亏他想得仔细。    
    此时,臣下的表奏已不经门下省审议而改由枢密院直接递呈了,张权舆此表多少是占了与枢密使王守澄意见相同的便宜,否则这种强项之辞早就被门下省驳回了。    
    不过,天子尽管年少,却也没有轻信这种话,韦处厚说那句民谣的始作俑者说不定就是张权舆本人,敬宗觉得也有道理。再说,皇上也有点好笑,“什么‘不召而来’?!是朕暗中密诏他回京的,你张权舆又哪里知道!”这样一来,皇上对裴度的态度反而更好,二月,即任命裴度入相,同时升衔为“司空”。裴度一上台,逢吉就彻底完了。八月,李逢吉被委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挂“同平章事”出京,他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    
    但裴度并不是胜利者,在斗争中真正得到了好处的是宫中王守澄一派。从这两年的许多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帝国已由王守澄说了算,他与右枢密杨守和、左中尉魏从简、右中尉梁守谦四人已成了帝国的权威,裴度与韦处厚之辈只能等而下之。皇权与相权渐渐合二为一,而为宦官们所掌握,反奴为主便成为严峻的现实。    
    皇上却越玩越大。    
    先是击毬、游宴、打猎、沉溺女色,乐此不疲。皇上特别喜欢击毬,每次都拉了宫中内侍陪他玩耍,动辄就是几十人,直闹到精疲力竭方才罢休。然后就是听乐,用大型乐队为他击助兴。为此赏赐宦官、乐人财物不可胜计,有一次一下子就赐给内教坊一万缗钱,以备他行幸时开销之用。敬宗击常常不分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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