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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们茫然。
刘晏收回笑容，深深地凝视着宛如白练一般的流水，自言自语地说：“泉货滚滚，泉货滚滚啊！”
说罢，一挥手：“走！到漕站去。”
这所转运站照理也算是淮水一线较大的一所了，不过看上去却不怎么繁忙。几艘从上游下来的空船正停在码头补充
给养。一眼望去，上面的船工和几个官员模样的押运人员几乎都是白发苍苍，似乎是些精力不济的老者。刘晏不禁皱了
皱眉头。
“去。”刘晏吩咐道，“传那些人上来。”
一名随从立即跑到码头边喊到：“你们那些人下来，大人要问话！”
有人在船上应道：“喂，哪位大人？”
“哪位？！大胆奴才，江淮转运使！”
“莫非就是户部侍郎刘晏？”
“正是！”
这下立即有一位官员跑下船来，跪下给刘晏见礼：“不知大人驾到，多有不敬，尚望大人恕罪。”
刘晏瞧着这人，一袭破军装几乎就要衣不遮体，双眼凹陷，头发已呈灰白色，满脸的倦容。
“我来问你，”刘晏不多废话，“漕运乃国家安危所系，何等重要！朝廷委派军将典押，转相受给，达于京师，职
责又是何等繁重！如何尽选尔等白发老弱者承当？”
“回大人话，小人等却并非老弱之辈，当初淮北巡院命我等行其事时，也是经过挑选。只是一路风波险恶，责任重
大，我等无时不小心谨慎，生怕有所闪失。数次下来，大家都是憔悴不堪，故而早生华发。小人们这一段还算是好的，
进入汴水到黄河一路，潮急浪大，更是惊险，那儿的人只要走一趟头发就全白了。”
刘晏听到这里，立即翻身下马，双手扶起这个典运官。心头潮涌，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过了良久，他才又问道：
“照你看来，若要顺利其事，首要之务是什么？”
“小人瞎说，也不知对不对，小人们最希望有一条大而坚固的舰船。”
刘晏听罢，站直了身子，再一次望着流动的河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定要造新船！”
在刘晏的坚持下，杨子县附近的十个船场在一两年内就建成了。刘晏制定的造价预算更是惊人：每条一百万钱！
大多数官员非常惊诧。一百万钱就是一千缗，按照实际情况。每条漕船有五十万就足够了，况且目前国用正乏，诸
般费用都宜精打细算，如何能这样大手大脚？！有人直接到刘晏面前表示反对：
“大人每艘给钱千缗，而所用实不及半，如此岂不虚耗太多！”
“不然。”刘晏对来人道：“凡所创制，必须作长久之虑。现在造船是国家的急务，起步阶段参与者甚多，首先要
使他们个人收益丰厚，才能使官家的船只质量得到保证。我现在拨一千缗，今后必有偷工减料中饱私囊者，即使减去一
半，犹还能保证进行。这就是‘论大计者，固不可计小费’的道理。”
这下轮到来人大为叹服了。
在负责理财的头五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南北漕运线。公元777 年，刘晏在回京途中又在陕东进行了考察。这里
是南方粮赋运往关中的重要过渡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现实情况却十分令人忧虑，刘晏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信，
着重汇报了当地漕运败坏的状况，再次强调了重视从南方漕运粮赋的迫切性。
在理财上，刘晏干任何事情都经过全盘考虑。通过五年的实践，他对漕运的种种运作以及各种利弊已经非常清楚。
事实证明，刘晏理财的突出成绩正是改善了南北漕运，创制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程和具体的运作方法。同时，完善了
盐业专卖，使盐利收入在代宗末期达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一半。
经济与政治一样，优秀的理论并不能成为优良成效的保证，刘晏的实干经验来自于他的实践，他在具体操作中的种
种办法无一不显示出专业化的特征。还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
一是巧妙地利用了知识分子看重声名而专业人士着重眼前利益的普遍特征。刘晏认为，士人的声名和清誉是其前程
的基础，一旦陷入赃贿贪污的罪名，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所以士人大都认为不如弃利重名，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普
通的吏人则不同，本朝制度，吏者不可应举，因而即使再廉洁奉公，也不得大用。所以此辈往往铤而走险。基于这种认
识，刘晏便任命士子出纳钱谷而以吏员专事文书符牒，使前者得示廉勤而使后者无所用计。
二是对权贵或亲友的嘱托，无论是官位还是俸薪的要求都一概答应，但只是令其徒领干薪，不允许这些人到位视事。
刘晏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方法，明显不符合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在中国，言利始终是与道德信念的要求相悖
的，刘晏的某些做法注定了不会长久。就造船一事言，几十年后的咸通年间，有司果然计价给资，无复羡余，结果造出
的船只脆弱易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漕运的衰废。
德宗即位了。他正要干一番大事，所以深知财政的重要，否则也就不会如此重用刘晏。刘晏当然也很清楚，国家的
急务就是保证财力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现实。他也知道绝不可以停止在原来的成绩上，必须还要更进一步。在独当大局
后，刘晏便把目光投向了税制改革。
当时的税制由于现实状况的变化显得弊端百出，理财官员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刘晏早就开始了税制改革的种种实
践，如对户、地税的改订，准备着为彻底改革税制打下基础。然而，难以预料的命运改变了他的一切。
专家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有专业上的技术和为此献身的精神，却缺少政治上的眼光。刘晏的政治经验很不足，
在技术上的精明也不能弥补此道的匮乏，他的第一个错误是贸然参与了对元载的审判，要知道元载与他的私交并不坏，
且又是他的提荐者，以刘晏的这种身份作大义灭亲之举在习惯于拉帮结派的人看来却无异于落井下石。他犯的第二个严
重错误是对元载死党特别是杨炎没有一举消灭，过于心慈手软的结果是反遭其害。刘晏还不善于正确地洞察政治形势，
更可悲的是，甚至到了大祸临头之际也未能醒悟。
复仇：第一次斗争元载的覆败是代宗末年的事。
说来有趣，元载、刘晏和另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泌都好道术，但由此而形成的人生旨趣却大相径庭。刘晏取其俭朴寡
欲，李泌得其无为而为，而元载却把道家的及时行乐、得意狂放奉为座右铭。
元载有大功可恃，是他帮助代宗皇帝诛灭了骄横的宦官鱼朝恩。不过，他也过分的居功自傲了，在代宗后期，元载
的狂妄僭越达到了极点。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三月二十八日，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国舅吴凑受命包围了宰相办公地政事堂，拘留了元载
和另一元党首领王缙。代宗并命刘晏负责审讯。面对这一棘手的事情，刘晏受任时也是很犹豫的，但他对国家的忠诚使
得他无法推托。为了显示公正，刘晏还特别建议皇帝委任其他官员共同参与此案的审理。
元载被带到设在中书后堂的合审处，一见到刘晏就说：
“你也来审我？！”
道不同不相为谋，刘晏一句话也没说。
其实刘晏并没有荣幸为元载定罪，原因是审理元案并没有因元氏不得人心而显得更加公正，一切都按政治上的需要
进行。消灭元党既是上下一致的要求，那么过程就不是主要的了，关键是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的目标。审讯推问都是由皇
帝的近侍们完成的，也只有他们知道皇上需要些什么，不需要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元载、王缙自然是供认不讳，俯
首称罪，最后元载与另一首恶宦官董秀被除以极刑。照理王缙也难逃厄运，这时候刘晏表示出了他的法制观念，认为罪
有首从之分，元载既诛，不宜二人同罪。参审大员们都十分尊重这一意见，结果王缙得到了从宽的处理。另一位元党的
中坚分子杨炎由于其一贯的声誉得到了保全，只是贬为道州司马。
道州在今湖南的西南，就处分而言，被贬谪到这样一个荒僻的地方，从朝中掌皇帝制诰的中书舍人一下子变成州府
佐吏，其怨恨、悲凉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在道州的两年，杨炎就是这样一直在恩仇必报的信念支撑下度过，刘晏正是
低估了他的决心。
偶然的机会总是蕴含着必然性。如果不是崔祐甫取代常衮出任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