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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四日，皇上再次朝见群臣，并发布了大赦令，再一次引起轰动。原因是大赦之外，又停征诸般杂税；同时，尤其明文禁止“宫市”，罢除乱政扰民的“雕、鹘、鹞、鹰、狗”五坊。这无疑是叔文和当年的太子如今的顺宗计划已久的事，现在终于有能力完成它了，叔文真是痛快至极。诏令一出，长安城中是一片欢腾，人们一想到市坊中从此再也没有强夺豪取的宦官和借供奉鸟雀之名肆行暴横的“五坊小儿”时，也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政令是一项接着一项。第二天，有诏罢停盐铁诸使的每月进献；三月初一，出后宫三百人。初三，又追诏前几年遭贬的陆贽、郑余庆、韩皋、尹杭、阳城赴京。十几年了，先帝德宗对忤旨谴逐者，从来都是不复赦免的。这下子轮到朝廷百官们也忍不住为之欢欣鼓舞了。可惜的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陆贽和阳城都未及闻诏就死在了贬所。
初四，长安百姓再一次的在九仙门外山呼万岁：这一天又诏出后宫并教坊官妓六百人。他们的亲戚们在宫门接着，许多人激动地大叫。
几乎是一昼夜之间，朝廷衮衮诸公忽然觉察到朝中多了一位翰林学士王叔文，这看起来多少有点蹊跷，于是都在悄悄打听他的来历。没过几日就清楚了：这个王叔文来自江南越州，本以善棋待诏，后来入值东宫，不知怎么竟十分得太子的宠爱。尽管有人说他是苻秦时名臣王猛之后，但大多数人不相信这话，他们一致认为，王叔文仍不过是小人侥幸得进而已。
至少朝中许多有名望、有资历的高官达臣们是这么看，其中包括宰相郑珣瑜、高郢。但这两位宰相此时已差不多接近于徒有虚位，一是因为贞元以来，宰相之权早被翰林学士削弱，二是因为新相韦执谊往往能直接从翰林院受诏，单独执行，根本不和他二位商量。
从三月开始，事态越来越明显，人们觉得朝廷每出一项政令，似乎都是由王叔文在翰林院决定可否，然后宣达中书，再由韦执谊承行的。朝中士庶也看到王伾、王叔文的宅第前经常是车马不断，而且也总是那几个人：韦执谊、凌准、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陆质……。尤其是王伾，本月初亦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他力主破格任用低级官吏，打破了不少论资排辈的成例，弄得不少大臣心中十分不快。
每一个新的情形出现，反对的总是已经或曾经拥有过的人，而赞成者永远是那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这就是保守和激进的分水岭。此时此刻也不例外，京城逐渐热闹起来，无数品级较低、苦无门路的朝官，当然也包括不少怀才不遇的士子，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机会来了！
这几日，叔文一大早出勤或黄昏时从官署归邸，在坊中的路边便遇到了很多人拿着些诗文卷子投递上来。以诗文干仕是本朝的风气，对那些即将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来说更是必经之路，一旦得到哪位有名重臣或主试官的赏识，官运亨通就不在话下。叔文出身寒微，对下层士子总是寄予了同情和希望，他的为政方针之一便是不拘程式地起用新人。不过，叔文对这种过分钻营的作法却也很反感，他接过这些卷子，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很不以为然。
“大人有所不知，”在宅中手下人对他说：“这十几天来日日都有不少人候见大人，甚至宿在坊中不走，前曲中的饼肆、酒垆下几乎每夜都有人。听说一个人要一千文钱才能留在那里过夜呢！”
叔文心想。这等无行之人断不能用。
第二天，叔文碰到王伾，立即就说：“超取拔擢当择善而行，转托求进者岂能滥用？听说吏部秉承君意，日除数十人，有这事吗？”
王伾道：“皆是素日相与往来可用之士。”
叔文听罢无语。他知道要想继续有所作为，就必须培植力量，只要所用得人，可以不拘程式。想到此，便又强调说：“但异己者绝不能用，这个原则一定要坚持！”
叔文的这个想法不能算错，因为他们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以才能而不是以身份地位才走到这一步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也是其赖以结盟力行新政的基础，是绝不能破坏的。但是，此举无疑会得罪一大批人，朝野上下那些原本抱有极大希望的人显然彻底绝望，在他们看来，叔文和他周围的人已经完全是一个专权跋扈的私党了。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结果。
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了。此人名窦群，其父在代宗朝官至左拾遗，兄、弟皆登进士，独有他仍为布衣。无奈之余，只有另觅他法。本朝特重山林奇人，在这种风气下，很多聪明人仕进中或有波折，便隐居修行以退为进，以才学处士之名博取赏识。因为大多数人经常选择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故时人戏称之为“终南捷径”。窦群隐居在毗陵近二十年，其间跟人学习《春秋》之学并著书、献书，德宗贞元时终于被荐为左拾遗，不久又升为侍御史。有一次德宗欲让他充任人蕃使张荐的判官出使吐蕃，但窦群之志其实不在这个实惠有限的外任之职，便对德宗发了一番怪论：“陛下即位二十年，方擢臣为拾遗，臣可谓难进者矣。今陛下用臣为和蕃判官，怎么就如此轻易呢？！”奇怪的是德宗对他这几句显然是有点怨气的话竟没有怪罪，反而把他留在朝中。
有二十年辛酸经历的窦群仍然不过是从七品上的殿中侍御史，眼见着许多品阶比他还要低得多的人被破格提升，心中哪能平衡。再加上早先同在御史台的柳宗元、刘禹锡都十分看不起他，更是愈发有气。这天，他专门去谒见王叔文。
叔文听是窦群来见，命人撤去坐榻。窦群进来对叔文作了一揖，开口便道：“事有不可知者！”
叔文颇异：“此话怎讲？”
窦群道：“去年李实伐恩恃贵，倾动一时，那时王公您在哪里？不过是逡巡路旁的江南一小吏而已！今番您已处在与当时李实相同的形势上了，王公怎么能不想一想：今天的路旁是否会有像当年您一样的人？！”
叔文听出他话中包含的那种既酸又怨的心态，十分不屑，没理睬他。
窦群肺都要气炸了。
很多朝廷重臣也开始怒形于色，当御史中丞武元衡听窦群说，不少与柳宗元、刘禹锡有旧的人就凭两人的一句话如何如何调升时，冷冷地说：
“二王、刘柳是什么人？小人得志遂就以为天下无人了？可笑！”元衡作为御史台的长官，早就对刘、柳二人的冒进不满。
然而到目前为止，叔文却坚信自己的这盘棋十分的顺当，感觉上每一步都恰到好处，整个阵形舒张有力，正以磅礴的气势向战场开进。他的优势感太重了。
过于用强必然会招致强敌，其实叔文只要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只局限在小圈子内而没有团结更多的人，从而在两方面给自己树立的强大的敌人。他们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弱者，绝对不能锋芒太过。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错误，短短的一个月后，王叔文就不得不吞下这个自己酿就的苦果。
五
正月底顺宗即位，二月至三月上旬王叔文集团开始主持政务。颁布一系列新政；到了三月十七日这天，又有一道诏书公布。这道诏诰无疑是叔文全面出击的标志。
这天的诏书其实只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委任杜佑出任“度支并盐铁使”，二是任命王叔文为副。杜佑是理财名臣，再度出任财政重职自无须置言，关键是后一项副使的任命。
叔文对此预谋已久。德宗以来的政治问题归根结蒂只有两大块：财政和地方割据。先帝德宗虽然努力试图解决这两大症结，但终究没有成功。叔文冷眼旁观了十八年，他的超群智慧告诉他，财赋的好坏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是振兴帝国政治的关键所在。
他对刘禹锡说：
“得判度支使之任，则国赋大权在手，可以上固君位，下安人心，进而致尧舜之治。故此举不可从缓。”
禹锡的父亲是当年刘晏的部下，他本人早年就曾跟随杜佑在南方从事漕赋工作，对此更是深有体会，十分钦佩叔文的敏锐见解。不过，禹锡有些担心：度支、盐铁、青苗、水陆转运等权利一向都是委派专使负责，德宗以来赤只有刘晏、韩、杜佑三人可称其选，自己一方谁有资历出任这一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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