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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傻，阿尔芭。”外祖父定定地望着我说，“你想留在这儿，真正的理由是为了米格尔。对不对？ ”
我吃了一惊。我从来没和外祖父提起过米格尔。
“孩子，自打认识他那会儿起，我就知道没法儿让你离开这儿啦。”他忧伤地说。
“您认识他？ 姥爷，他还活着？ ”我抓住外祖父的衣服，使劲地摇晃。
“上星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活着。”外祖父说。
他说，我被捕以后，一天夜里米格尔来到街角大宅院。当时，外祖父吓得差点儿得了中风。过了几分钟，他才明白原来他们俩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我营救出来。打那儿以后，米格尔时不时地看望他，陪伴他，和他一起设法找到我。最后，米格尔出了个主意，要外祖父去找特兰希托·索托。这一招儿，外祖父压根儿没想过。
“听我的吧，先生。我知道在咱们国家里谁有势力，我的人打进了各个地方。要说这会儿有谁能帮阿尔芭一把的话，那只有特兰希托·索托了。”米格尔满有把握地说。
“孩子，要是咱们能把她从军事警察的魔爪里救出来，她可得离开这儿。你们一块儿走。通行证，我可以弄到。钱，不会少你们的。”外祖父自告奋勇地说。
米格尔看了看外祖父，似乎在看一个犯疯病的老头儿。他解释说，他有项任务要完成，不能逃离。
“说来说去，我只好同意你留下了，”外祖父搂住我说，“现在，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讲讲吧。根根梢梢儿的，我都想知道。” ‘
于是，我把事情怎么来怎么去讲了一遍。我说，自从我的右手发炎以后，他们把我送进一个秘密诊疗所。在被捕的人当中，凡是他们不想让死的，全都往那儿送。在诊疗所里，一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子大夫给我看病。看样子，他和加西亚上校一样恨我，不肯给我打镇静剂。每次给我治病，他都借机大谈其如何在国内——如果可能，也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的独家理论。不过，除此之外，倒也不来打扰我。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睡上干净的床单，吃上足够的饭菜，看到自然光。照看我的是一个名叫罗哈斯的护士。他身材魁梧，圆圆的面孔，心肠特别善良。身穿一件天蓝色大褂，老是那么龌龊。他喂我饭吃，没完没了地给我讲早年间足球赛的故事。参赛的队，我从来没听说过。
他还为我弄到镇静剂，偷偷给我打针，直到我不再说胡话为止。在诊疗所里，罗哈斯护理过数不清的不幸的人。他亲眼看到，病人中大多数人不是杀人犯，也不是叛国者。因此，他对被捕者态度很好。经常是他刚给病人包扎好，他们又把人带走了。罗哈斯伤心地说：“我干的事好比是往大海里扬沙子。”据我所知，有些人求他帮他们赶快死去。我觉得，起码他干过一次。对进进出出的人，罗哈斯记得清清楚楚。他能毫不迟疑地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入院日期和病情。他对我发誓说，从来没听说过“米格尔”这个名字。这样，我就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不过，有时候我还是情绪沮丧，跌进暗无天日的深渊，嘴里不住念叨着：“我想死”，“我想死”。这时候，罗哈斯跟我讲起阿曼黛的事。他们把她送到这儿来的时候，罗哈斯已经无能为力了。阿曼黛死了，但是一直没有供出她弟弟，履行了多年前——也就是她领着弟弟第一次去上学的那天——许下的诺言。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她死得比他们希望的快得多。由于吸毒，再加上海梅之死给她留下的巨大伤痛，她的机体已经衰弱不堪了。多亏罗哈斯的照料，我的体温下降，手上的伤口开始愈合，理智也恢复了。他找不到什么借口再把我留下去。我担心他们又会把我送到埃斯特万．力口西亚手里。但是，他们没有来，我猜想，就在那时候，那个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的女人施加了影响，起了好作用。后来，我和外祖父曾一起去拜访她，感谢她救我一命。晚上，有四个家伙来找我。罗哈斯把我叫醒，帮我穿好衣服，祝我走好运。我心怀感激地吻了他一下。
“再见啦，小姑娘！ 换换绷带，别弄湿了。要是再发烧，就是又发炎了！ ”他站在门口，冲着我说。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窄小的牢房。我坐在椅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把我送进一座女犯集中营。我永远忘不了给我解下眼罩的时候我看到的那副情景。我站在一个洒满阳光的方形院子里。周围的妇女们为我唱起《欢乐颂》。我的女友安娜·迪亚斯也在她们当中，她跑过来和我拥抱。她们很快给我安顿好铺位，告诉我这里的规矩和我的职责。
“痊愈之前，你不必洗衣服、缝衣服。可你得看孩子。”大家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地狱里，我挺过来了，总算坚贞不屈吧。可是，有同伴儿在身边，我却垮了。一两句亲热话会引得我哭上一场。入夜，我躺在女犯人中间，瞪着两眼，望着黑洞洞的房间。她们轮流守着我，从不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睡不着觉。每当恶劣的回忆开始折磨我，或者看见加西亚上校出现在我面前，我吓得不知所措，或者想起米格尔，不禁低声啜泣时，她们都来帮助我。
“不要想米格尔，”她们一再说，“别想亲人，也别想大墙外面的另一个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安娜·迪亚斯找到一个练习本。她把本子送给我。
“给你写字用吧。把沤在心里的事儿全掏出来，一下子就好了。跟我们一块唱歌，帮我们缝衣服。”
我摊开右手，摇了摇头。她把铅笔放在我另一只手里，要我用左手写。我慢慢学会用左手写字了。我打算从“狗窝”写起，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拿铅笔的手时常发抖，我往往失去耐性。这时候，难友们都来帮助我。有时候，我把什么东西都扔得远远的，接着又后悔莫及，拾起练习本，满怀深情地把本子弄平展，谁知道哪年哪月能找到第二个本子呢。还有的时候，清晨醒来，预感到要出什么事，心里难过，面朝墙躺着，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可她们没有把我丢在一边，而是摇晃我，强使我干活儿，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小心翼翼地给我换绷带，把纸铺在我眼前。
“你要是想听，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让你写下来。”她们说啊，笑啊，互相打哈哈。大家都说，人人的情况全一样。不如写爱情故事，大家都爱看。她们还强迫我吃饭。分发食物严格按照公平的原则，按需分配嘛。我呢，总能多分到一点儿。她们说，我精瘦精瘦的，连最馋嘴的男人也不会留意。听了这番话，我不禁浑身一震。安娜·迪亚斯提醒我说，遭强奸的女人绝不止我一个。这种事，还有其他许多事，忘掉它算了。白天，女犯人扯起嗓子唱歌。军事警察砰砰地直敲墙。
“住嘴，臭婊子！ ”
“有本事，你们来封住我们的嘴巴，王八蛋！ 看你们敢不敢！ ”她们接着唱，唱得更响了。军事警察没有进来。他们也学乖了：不可避免的事就是无法避免嘛。
我把发生在女犯集中营的事件的细枝末节尽量都记下来。他们逮捕了总统的妹妹。抢走了我们的香烟。来了一些新近被抓起来的妇女。阿德里亚娜又犯病了。她扑到孩子们身上，要杀死他们。我们从她手里把孩子抢出来。我坐下去，一手抱着一个孩子，给他们讲马科斯老舅姥爷收藏在诱人的箱子里的讲鬼怪故事的书，直到哄着他们睡着了。我边哄他们，边思索着他们的命运。他们跟着疯疯癫癫的妈妈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照看他们的是那些还能唱得出摇篮曲、还能做得出爱抚表情的陌生的女人，别人的妈妈。我边写边问自己：阿德里亚娜的孩子们怎么样才能报答那些今天哄逗他们的女人，把歌声和爱传递给她们的儿子或孙子呢？
我在集中营里只待了几天。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几个挎卡宾枪的士兵来找我。一时间，我很害怕，心想他们又要带我去见埃斯特万·加西亚了。难友们说，这些家伙穿制服，不会是军事警察。我的心潮才算平静了些。我把毛背心留给她们，让她们拆了，给阿德里亚娜的孩子们织衣服。我被捕的时候身上带的钱也全都留下来。军人们把这些钱还给了我，他们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总是一丝不苟。我把练习本塞到裤子里，挨个儿拥抱过难友们。离开集中营的时候，我最后听到难友们齐声歌唱，为我鼓气。只要有被捕者来到集中营或离开集中营，她们照例都这么做。我边走边掉眼泪。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