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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这些朴实如土的农民们感到无限的亲切。也许是因为这些支那人与我所认识的日本的农民长得很相似。这令人无可奈何的愚昧的民族，被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政治、理论、战争弄得晕头转向，但他们仍充溢着不为任何东西所改变的钝重而又执拗的力量。他们一个个像比赛似的抹着鼻涕，把沾满鼻涕的手在衣服上抹一抹，或用好不容易讨来的传单揩了鼻涕后丢掉。看到这可怜的农民，我心想：这就是我们的敌人啊，禁不住笑出声来。（《麦与士兵》）
在火野苇平看来：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他们不把日本人的到来看成是侵略。为了证明这一点，火野苇平在《花与士兵》中，还通过一个中国人“肃青年”（实际上是个汉奸）的口说出了这样的话——“中国的民众和国家之类的一切东西都是游离的，和那些东西完全没有关系。……和日本军队的战争，民众也看得与己无关。中国军队失败了，民众也满不在乎。”并认为：“中国的民众没有自己可以保卫的国家。”对此，火野苇平感慨地写道：
图32日军宣传性图片：沦陷区老百姓“迎接”日军
我们日本军队每占领一个支那城镇的时候，留下来的支那人就到我们的驻地来，满脸堆笑地和我们套近乎。这种作法我们是无法理解的。我想，这如果是在日本，敌军攻来的时候，不是军人的国民谁都不会讨好敌人，连小女孩也会同仇敌忾地反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直到以死相拼。所以，我们对“萝卜”、“咸菜”（作者对两个汉奸的称呼——引者注）为代表的支那人，单个的人觉得亲近。但对这整个的民族，置本国失败的命运于不顾，为了个人的性命而向敌人献媚，是感到轻蔑的。用我们士兵的话说就是：都是些没有廉耻的东西。
在这里，火野苇平把中国人中的汉奸败类，看成是整个中国人的代表，把汉奸卖国的言论，看成是不刊之论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软骨头，那就会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火野苇平及日本的军队又是在同谁作战呢？
火野苇平还极力宣扬“皇军”的“功德”。他借一个中国老太太的嘴，说什么：“中国军队每到一处，米、钱、衣服、姑娘，什么都洗劫一空。日本军队什么都不拿，非常好”。（《麦与士兵》）仿佛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倒成了中国人的救星。在日本占领区，“皇军”对中国老百姓是那么友好、文明。中国老百姓给他们水喝，他们硬是要付钱；鸡蛋和蔬菜都是花钱跟老百姓买；中国老百姓的店铺都开张，“景色悠闲竟令人不相信这里是战地”。（《麦与士兵》）这一切描写，无非是让读者相信，日本军队到中国来不是侵略，而是在“帮助”和“拯救”中国老百姓。
更有甚者，在《花与士兵》中，火野苇平还讲述了一个名叫河原的日本士兵与一位名叫莺英的中国杭州一家裁缝店的姑娘的浪漫的恋爱故事。河原救助了从马背上摔下来的莺英，莺英爱上了河原，于是两人恋爱，互相学习日语和汉语，最后决定结婚。为什么要和中国的姑娘结婚，作为班长的“我”（火野苇平）论述道：
我们现在的确在和支那进行战争。但是，战争的目的不是扼杀人间之爱，让人们互相憎恨，而是为了我们两国人民更紧密地握起手来。也就是说，现在两国的战争就像兄弟吵架一样。我们现在一面和支那军队交火，一面必须和支那民众融合起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你和裁缝店的姑娘的事情，我不想因为她是敌国的姑娘就加以反对。我想说的只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作为军人的本分。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国军民（2）
于是，河原就和莺英结了婚。莺英的家人喜出望外。从那以后，莺英家的裁缝店就义务地为日本士兵们缝补衣服。日本士兵一个个“变得漂亮干净了”。……火野苇平正是通过这样杜撰的故事，既说明了中国人没有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也反映出日军在中国的“文明”与“正义”，同时还把中国沦陷区描绘成了日本保护下的“王道乐土”，从而宣扬了“东亚共荣圈”及“大东亚主义”。可谓一石三鸟。
但是，侵略毕竟是侵略。火野苇平常常一不小心，便带出了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的真相。在《麦与士兵》的5月9日的日记中，火野苇平写到了日军满地追着捉老百姓的鸡，在老百图33《土与士兵》书影姓的菜田里“收获”蔬菜；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到了日军屠宰中国老百姓的猪；在5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了日军所到之处，十室九空，日军侵入农家，大肆入室抢劫；在5月17日的日记中，写到日本人在麦田里捕杀中国农民，理由是他们与中国军队有“联络”；在《土与士兵》中，写到了日军放火烧房，并拉牛、捉鸡，称为“战利品”；还恬不知耻地写道：“我们自从登陆以来，粮食一回也没分发过。反正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中国米，也能捉些鸡来，还有蔬菜什么的。”在《花与士兵》中，火野苇平还写到了日军侵入中国民居，由于不了解情况所造成的窘状——
……老百姓家家闭门锁户。只能见到零零星星的肮脏的支那人。来到石桥上一看，浑浊的河道上，有两只粪尿船在通过。支那人不时地从建在石崖上的房子里，把红漆的粪桶提出来，把黄色的粪尿倒在船上。我一看见红漆的桶，就不由地打了一个冷颤。因为我意识到这是登陆以来最叫人生气的一种失败。原来，我们登陆以后，在支那每户人家都看到了涂红漆的漂亮的桶，我们就用它作饭桶，或者用它打水。那上面有泥金和黑漆的花纹，很干净的样子，而且有的还放在架子上。做梦也没有想到那是便器，支那人称为“马桶”。我们知道后简直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情节至少说明了：日军登陆后中国老百姓都弃家逃难了，日军便侵占了中国老百姓的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对中国抗日军队，诬蔑之余，也禁不住感叹中国军队的勇敢顽强。《麦与士兵》写到一个中国兵，当日军走近的时候，突然跃起来掏出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麦与士兵》在讲到一次战斗时还写到：“敌人非常地顽强。而且实际上勇敢得可怕。临阵脱逃的一个没有，还从围墙上探出身体射击，或者投掷手榴弹。很快又在正面和我们展开了格斗。……”《麦与士兵》结尾处，写到了三个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人——
……败残兵中，一人看上去四十来岁。另外两人不足二十岁。一问，才知道他们不但顽固地坚持抗日，而且对我们的问话拒不回答。他们耸着肩膀，还抬起脚要踢我们。其中一个蛮横的家伙还朝我们的士兵吐唾沫。我听说这就要处死他们，于是跟着去看。村外是一片广阔的麦田，一望无际。前面好像做好了行刑的准备，割了麦子腾出了一块空地，挖了一条横沟，把被捆着的支那兵拉到沟前，让他们坐着。曹长走到背后，抽出军刀，大喝一声砍下去，脑袋就像球一样滚下去，鲜血喷了出来。三个支那兵就这样被一个个杀死了。
在当时出版时，这一段文字被日本军部的书报检察机关删除了。之所以被删除，恐怕是因为他不但表现了日军屠杀俘虏的情况，而且反映了中国军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火野苇平写到这样的情节，主观意图当然不是为了表现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紧接着上一段引文，火野苇平写道：“我移开了眼睛。我还没有变成恶魔。我知道这一点，并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一段话作为《麦与士兵》全书的结尾，不过是在表明作者觉得自己还没有变成“恶魔”罢了。四、“人道主义”？“写实主义”？
然而，火野苇平即使还没有变成“恶魔”，也是和“恶魔”为伍、并自觉地为“恶魔”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人。正因为这样；日本投降后他被判为主要的“文化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当代有的日本的学者以“我还没有变成恶魔”这一句话为据，以出版时这句话及其他许多段落被军部删除为理由，认为“这可以证明”《麦与士兵》等作品“不是以军国主义宣传为写作目的的”。（见《日本文学鉴赏辞典·近代编》，东京堂，1985年版，第677页）但是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