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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育，手段多种多样。除了上述的贴标语、宣传画、做演讲等方式之外，据川夜濑不逢的《宣抚行》（东京：作家社）中的描写，“宣抚班”自办新闻小报，并且把小报送到各家各户，还在街头朗读。另外还到各村放映以“宣抚”为目的的所谓“慰安电影”。《宣抚行》中写道：
从昨天开始的读报和放映的慰安电影，非常地受欢迎。作为会场的女子学校挤满了民众，他们在画面上看到了我们的宣抚工作的情况，似乎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拼命地费尽千言万语，其效果也不及如此。（《宣抚行》第142页）
“宣抚班”在进行奴化宣传的时候，特别注意以儿童和少年为对象。《宣抚班战记》中写着，宣抚班在曲阳县把一批饥饿的顽童少年组织起来，用日军吃剩的饭加以引诱，让他们为日军跑腿做事，成员达到30多人，称为“少年吃饭队”。小岛利八郎在《宣抚官》中记述，宣抚班在江苏宿迁县成立了“宿迁县复兴小学校”，那是一所“日语学校”，由“宣抚官”任教，还培养中国教师作日语教师。小岛写道：“要真正地把握中国的儿童，真正地把日本的伟大的精神植根于中国儿童，就必须首先牢牢把握与儿童接触最多的〔中国〕教师的心。”可见，开办日语学校，是“宣抚班”对当地的师生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途径。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宣抚文学”的谎言与“宣抚”的实质（1）
“宣抚班”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的这些“宣抚”活动，效果如何呢？单从“宣抚文学”中来看，日军在很大程度上，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他们“宣抚”的目的：一定程度地破坏了八路军的抗日斗争，维护了日军的后方基地，特别是一定程度地对中国沦陷区的老百姓进行了奴化宣传和奴化教育。在“宣抚班”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威逼利诱之下，沦陷区出现了一些事敌或媚敌的事情。对此，《宣抚班战记》中有一段得意的描写：
前面出现了可疑的影子。于是，尖兵小队的战士们屏息静气、系紧头盔，猫起腰来。 以悬崖为屏障轻步前进。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魔鬼，也不是八路军的枪口，而是十四五个土民的身影。他们打着用奇怪的染料描画的自制的太阳旗。他们鞠着躬从枣树林中现出了钝重的身影。挑着破桌子担着茶水，小心地捧着盛茶的陶制小茶碗，还抱着五六个叠在一起的茶杯。破衣烂衫的老百姓，到日军所经过的路口来迎接了。曲阳的山区，农民家的院子里都有葡萄架，那垂下的紫色的葡萄串，叫行人垂涎欲滴。现在土民们把葡萄、红枣、熟柿子等山果，满满地盛在筐子里，摆在桌子上，连声说： 日本军队，辛苦，辛苦！低着头笑着请士兵吃。我们早晨出了曲阳城后，一直没有休息，在烈日下摘去头盔的士兵们高兴得像孩子似的，用支那语说：谢谢。表示好感。
图27日军“宣抚官”在街头“演讲”
像这样，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受到意想不到的接待，让宣抚官们感到非常欣慰，这是常有的事。士兵们会想到，土民们这样顺从，完全是宣抚班默默无闻辛苦工作的结果。……土民们对骑马的士兵，必定连呼“万岁”、“万岁”！士兵们也举起右手，扭过身子，呼应着土民的喊声，非常地得意。等部队首长到达的时候，土民都累得够呛，嗓子都喊哑了。……（《宣抚班战记》第38～39页）
关于沦陷区老百姓“欢迎”日本军队的与此类似的场面，在日本的“宣抚文学”中比比皆是，在整个侵华文学中也并不少见。在沦陷区，受日本军队“宣抚”活动的影响，或受汉奸卖国势力的蛊惑利用，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可以想象的。“宣抚文学”的作者们也特别喜欢描写这种场面。他们企图从这类场面的描写中证明两点。第一，“宣抚”是有很大成绩的。由于“宣抚文学”的大多数作者，本身就是“宣抚官”，他们需要在“宣抚文学”中表现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第二，他们要通过中国民众欢迎日军的情节，说明中国民众是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处，他们就会接受日本人的统治，日本在如此愚昧的国民中实行“大东亚共荣圈”是可行的。对此，《宣抚班战记》中写道：
我们只能认为，这些尧舜的后代们完全甘于过原始的生活。所以， 日本军队和共产军在五台山浴血奋战，他们竟毫无所知。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一切与我无关。不想知道，也没有知道的必要。……对他们来说，残酷暴虐的军队的进攻，和天变地异是一样的。洪水来了就到高处避难；旱灾来了，就到山谷底下打水浇地。同样，大兵来了就到山洞里躲藏，还口口声声说着“没法子”。他们就是这样，对国家的政治和自然变异不加区别。……（《宣抚班战记》第57页）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宣抚文学”的谎言与“宣抚”的实质（2）
这就是日本军队，也是当时的日本的主流舆论对中国民众的共同看法。而“宣抚”活动的必要性，就是建立在对中国民众的这种看法的基础之上的。不料，他们在中国却遇上了八路军那样的顽强抗日的军队。八路军难道不是中国民众组成的吗？这样，他们对中国民众的那套看法就走向了背谬，只好把八路军骂作“共产匪”，并极力把八路军描绘为中国老百姓的敌人。而日本军队，特别是“宣抚班”，倒成了中国民众的“救世主”。
然而，“宣抚班”果真是来“拯救”中国人的吗？尽管“宣抚官”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宣抚文学”是不敢加以如实描写的。“宣抚文学”所描写的，只是“宣抚”活动的堂而皇之的表面。但是，即使在“宣抚文学”中，也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宣抚班”的侵略本质。事实上，不论是一般的日本军队也好，还是“宣抚班”也好，作为侵略者，实质并无区别。“宣抚班”不过是装扮成“救世主”和“文明战士”的侵略者罢了。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对“宣抚班”极力美化的“宣抚文学”，也还是常常不慎走笔，透露出了自己的侵略行径。如在中国，日军以喜欢吃鸡而“闻名”。而“宣抚官”们也不例外。在《宣抚班战记》中，写到“宣抚班”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特组织了什么“征发队”（“征发”，在日语中是“征用”之意，实为抢劫），到老百姓家“征发”抢劫。“征发队”中有专门的“鸡征发队”。“鸡征发队，不必说是由中国人“杨”宣抚官为队长，有马夫和密探组成。宰杀、拔毛、烧毛等，由我们（指日本人宣抚官——引者注）担当。”（第26页）这种无耻贪婪的场面，对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了。
在中国的抗日文学中，对于日军“宣抚”活动的实质是做了揭露和批判的。其中，作家易鹰发表于1941年的短篇小说《宣抚》（载《屠场》，杭州正中书局，1941年版）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佳作，可以说是一篇“反‘宣抚’的文学”。这篇小说通过儿子做了汉奸的王老太的一天的遭遇，生动地描写了“宣抚班”的“宣抚”活动的情形。王老太的六只鸡，已经被日本人抢去了五只，现在只剩下一只老母鸡了。王老太虽然认为：“不管你们什么人造反，我们老百姓只要钱粮吃饭。革命党造反也好，孙传芳造反也好，日本人造反也好，我们全不管。”她对日本人来“捉鸡”和课税不满意，但毕竟日本人还让她“吃饭”。然而有一天，日本的“宣抚官”来了。“日本兵共有九个，他们是来‘宣抚’。他们近来时时到四乡去‘宣抚’，但真实的目的，却在女人及鸡和香烟法币（当时流通的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引者注）。”“宣抚官”一进村，看见阿发想逃，认为“不敬”，便一枪打死。“宣抚官”铃木闯进王老太家，将王老太那个汉奸儿子的姨太太阿玉的老母，按倒强奸，直至将她折磨至死。“宣抚官”植田闯进王老太家，王老太受过汉奸儿子的“训练”，“便对植田深深一鞠躬。岂知年高腰硬，身体便往前一扑，植田就砰的一枪！”于是王老太也被打死。植田来到王老太屋里，发现一个箱子，无法启锁，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贝，便用枪柄猛砸，不料箱内是王老太的汉奸儿子藏匿的弹药。弹药爆炸。植田飞上了天。其他正在抢劫的八个“宣抚官”，听到爆炸声，慌忙逃走，“立刻报告班长，说正在宣抚，碰到支那游击队”。易鹰的这篇小说，证明了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