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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科领域上说，本书所研究的是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世界文学史上，战争与文学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战争常常决定着、改变着一个时期、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的面貌。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应该是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日本的“侵华文学”自然也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日本文学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因此，本书也是战争与文学关系研究、日本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研究的一个尝试。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福泽谕吉：“文明战胜野蛮”
明治维新以后，最早关注中国问题，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做出自己的独特分析的，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1901）。作为文学家，福泽谕吉为创造日本近代的平易畅达、富于宣传效果的评论、政论和随笔散文等诸种文体，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以这样的文体，写出了大量的作品。他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和现状所做的分析，他那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侵略意识的中国观，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日本历届政府对华侵略政策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中国的看法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中国观的终结，并为日本近代的中国观奠定了基调。
图1福泽谕吉像“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福泽谕吉在他的《文明论概略》（1875）一书中，以西方的进化论为思想基础，把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个档次。他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最野蛮的国家。”在这里，福泽谕吉还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了同一个档次上，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但是，要知道，在古代，除了极个别的人（如江户时期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文学家们大都对中国充满着友好、景仰之情。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日本的近代启蒙还是以中国为榜样的。福泽谕吉之前，日本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是文明国。福泽谕吉则明确地从文明理论上把中国的“文明”档次降了下来，为他的文明理论的进一步展开做了铺垫。那就是，首先，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学习西洋并谋求加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从而成为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家，这也就是他后来提出的“脱亚入欧”；其次，日本现在有了“文明开化”的觉悟和条件，而中国没有，所以，虽然日本和中国一样属于“半开化”的文明，但日本的文明在这关键的一点上还是要高于中国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他的根据是：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是一个天皇的“至尊”与武士幕府政权的“至强”相配合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达不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 日本比中国容易。”（《文明论概略》）而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就干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把中国说成是“野蛮”国家的代表了。
就这样，福泽谕吉把中国几千年来在东亚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否定了。那么，现在应由谁来做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中心呢，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正在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国家”，因此自然应该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亚洲的“盟主”。他明确提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论与朝鲜的交往》）于是，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等国家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干预朝鲜事务，并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主张和西方列强一起瓜分中国，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他甚至画好了一张“支那帝国分割图”。他积极鼓动对中国清政府开战。当日本在“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胜利之后，福泽谕吉欣喜若狂。他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取得的胜利，啊，……多么高兴，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荣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胜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泪。”他把日清战争说成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义下同中国作战的，因此，在他看来，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
福泽谕吉关于“文明”、“进化”的理论，关于武力侵略中国的主张，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象征”的北一辉，在其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中，明确写着：“中国、印度七亿同胞，若无我日本之扶持与帮助，实无自立之途。”他认为，为了把欧美“非法独占的大量领土”夺取过来，日本“有发动战争的权利”。其思想主张与福泽谕吉具有明显的联系。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中江兆民：“三醉人”的醉翁之意
明治时代另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中江兆民（笃介，1847～1901）以另一种更具有文学色彩的形式表达了和福泽完全相同的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中江兆民在他那著名的《三醉人经纶问答》（1886）中，设计了一种戏剧性的情节结构。“酷好饮酒，又酷好谈论政事”的南海先生，有一天“把酒独酌，已入陶然步虚”之境。而就在此时，两位客人带着洋酒登门拜访。其中一人是“西装革履，眉清目秀，身躯颀长，举止潇洒，能言善辩”的“绅士君”；另一人是“身材高大，手臂粗壮，面目黝黑，目光炯炯”的“豪杰君”。三人礼毕坐定，交杯换盏，纵论天下大事。
“三醉人”当中，“绅士君”是主张以文兴邦，认为“民主平等”制度是最完善的社会制度，世界各国迟早都要建立这种制度。而劣弱的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之策没有指望，所以，还不如干脆放弃不及强国万分之一的兵力，撤去水陆军备，而致力于无形的“理义”、“学术”、“美术”，使强国尊而敬之，不忍侵犯。
与“绅士君”相对，“豪杰君”则慷慨激昂地赞美战争，他说：“争源于人怒，战源于国怒，不能争者为懦夫，不能战者为弱国”，“文明国必是强国”，“征诸古今史籍，昔日的文明国均为昔日的善战国，今日的文明国均为今日的善战国。”接着，“豪杰君”切入了主题：
在亚细亚，抑或在阿非利加，我时常健忘，只知有一大国，国名不记。其幅员甚为博大，甚为富饶，而又甚为劣弱。我听说此国有兵百余万众，但涣散不整，缓急均不能用；我听说此国虽有法度，但形同虚设。那是一头极为肥硕的牲牛。为天下众小邦所垂涎，待其充饥果腹也。何不速割其半，或割其三分之一耶？（中略）若割取彼邦一半，或三分之一归于我邦，则我邦必成大国。物产丰饶，人多势众，乃施以政教，可筑城池，可筑防御，陆可出百万精锐，海可泛百千战舰。我蕞尔小邦，一跃可成俄罗斯，可成英吉利也。
“豪杰君”还进一步从日本的内政方面说明对外出兵侵略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们身上均有“恋旧元素”，而“恋旧元素”好像癌肿，承平既久，癌肿就要扩散，因此，“国家若一声令下，挑开战端，二三十万之众，可立即集于麾下。……割掉癌肿之处，莫若我忘记其名的阿非利加或亚细亚一大国也。所以我等二三十万癌肿患者，开往那一大国，事成则占地雄霸，且可打开那一种癌肿社会；事不成则横尸原野，名留异邦。为国割除癌肿，成效必得。此可谓一举两得。”
那么，“豪杰君”所说的“那一大国”是何指呢？不言而喻，指的就是中国。关于这一点，居于前两人之间、取中庸态度的“南海先生”在后来已明确地指出了。“南海先生”说：
豪杰君所说阿非利加或亚细亚那一大国。我不知其所指。但倘若那一大国在亚细亚，则应与之结为兄弟国家，缓急相救，互相帮援。若妄动干戈，轻佻邻敌，使无辜人民死于弹丸，尤非计也。若夫支那（当时日本对中国的蔑称——引者注），从其风俗习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