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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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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汉会战前线,正赶上了战况激烈的田家镇战役。10月11日,除杉山平助希望看到武汉陷落、而继续留在前线之外,其余七人回国。属于陆军班的“笔部队”,有人先到南京,有人经杭州、苏州到达南京,有的随军去大别山区。第一批“笔部队”回国以后,军部政府又组织了第二批“笔部队”,他们是:长谷川伸、土师清二、中村武罗夫、甲贺三郎、凑邦三、野村爱正、小山宽二、关口次郎、菊田一夫、北条秀司等人。1938年11月,他们作为海军的从军“笔部队”被派往“南支”,即中国南方地区。    
    那么,“笔部队”的作家们当时的心态怎样?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呢?“笔部队”的成员之一的尾崎士郎有一部特殊的作品——《一支从军部队》(1939年2月),写的就是“笔部队”的活动本身,从“笔部队”的组成,到赴前线之后的情况,都有具体的描写。并且写出了“笔部队”作家的特有的心理状态和出人预料的行径:一心想参加“笔部队”,又对“大名旅行”的批评心有顾忌;想到战场建功立业,同时又意识到这是一种虚荣心;在汉口攻克之前就想回国,同时又担心社会上的物议。更有一个“老作家”挪用一笔巨款,把它借给同行的弟子使用;一位诗人来到战场,还在追逐女人与酒,等等。这部作品发表后,当时极右的评论家中村武罗夫在《东京日日新闻》(1939年2月1日)的《文艺时评》栏中发表文章质问道:“《一支从军部队》的作者究竟是什么写作意图呢?描写那种事情,——把那些行为抖搂出来,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用那么长的篇幅,写那种题材,如何表现人生的意义呢?或许作者觉得有什么意义,才一味写那种事情也未可知。但只从现象上看,它显示了作者浅薄的黑幕猎奇的趣味。这样说不为过分吧?”他指责作者在描写的时候缺乏应有的所谓“诚实”。现在看来,《一支从军部队》描写的是事实也好,还是杜撰也好,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写出了作者的一种情绪,那就是对当时仿佛是“敕选”作家组成的“笔部队”的神圣性的怀疑。它对我们认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是有一定价值的。    
    “笔部队”的组成以及开往中国的过程,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开始已经通过国家权力,把日本文学拖入了侵华战争的轨道。是日本文学及日本作家自觉地全面协力侵略战争的象征性事件,虽然参加“笔部队”的人为数并不多,但它是一个恶劣的开端。自此之后,无论是否到过中国前线,日本的绝大多数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支持和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写了大量侵华的所谓“战争文学”的文字。可以说,“笔部队”的出现是日本文学大规模堕落的开始。日本当代一位有良心的学者说得好:“8月23日,只要不像今天这样给它作一个极其详细的年表,就什么记录也留不下。然而,正是这一天作为战争时期重要的时刻,现在有必要从相反的意义上明确地予以记载。以此为契机,到若干年后以英美为敌,把战火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征用更多的文学家派往南方,这个国家政权一开始就露出骗子的嘴脸,对文学家使用怀柔政策。文学家们不必说抵抗,连不合作也没有,竟趋炎附势,溜须拍马。文学家们应该从这种可耻的堕落中,充分地汲取历史的教训。”(高崎隆治《战时下文学的周边》第10页)。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炮制的侵华文学(1)

    1938年底,“笔部队”的大部分作家都已回国,日本许多报纸杂志纷纷召集“笔部队”作家开座谈会,争先恐后地登载“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报告文学、小说等,形成了侵华战争期间所谓“战争文学”的一次高潮。各报纸杂志仅在12月份发表的主要的作品就有:    
    富泽有为男:《中支战线》,载《中央公论》    
    尾崎士郎:《扬子江之秋》,同上    
    《战影日记》,载《日本评论》    
    《站在第一线》,载《日出》    
    《战云可测》,载《雄辩》    
    丹羽文雄:《未归的中队》,同上    
    《上海的暴风雨》,载《文艺》    
    《变化的街》,载《新女苑》    
    片冈铁兵:《战场就在眼前》,载《改造》    
    《从军通信》,载《妇人俱乐部》    
    图13正在观战的“笔部队”。自左至右依次为    
    丹羽、川口、佐弦、尾崎、浅野、富泽。    
    杉山平助:《从军备忘录》,同上    
    《从战场寄给儿子的信》,载《妇人公论》    
    《汉口溯江入城记》,载《大陆》    
    佐藤惣之助:《战火行》(诗),同上    
    《南京展望》,载《大陆》    
    《中支的自然》,载《嫩草》    
    岸田国士:《从军五十日》,载《文艺春秋》    
    吉川英治:《汉口攻坚战从军见闻》,同上    
    《从军感激谱》,载《妇人俱乐部》    
    北村小松:《战场》,载《ALL读物》    
    《战场风流谈》,载《大陆》    
    浜本浩:《溯江部队》,同上    
    吉屋信子、浜本浩、佐藤惣之助:《从军作战观战记》,同上    
    浜本浩:《从军作家和炮弹》,同上    
    佐藤春夫:《战场十日记》,载《现地报告》    
    《闸北三义里战迹》,载《新潮》    
    中谷孝雄:《前线追忆记——汉口攻克战》,同上    
    《南京和庐州》,同上    
    菊池宽:《从军的赐物》,载《大王》    
    吉屋信子:《武穴登陆之日》,载《新女苑》    
    等等。“笔部队”成员的这些作品,尽管所写的内容、表现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军部要求他们完成的使命。如上所说,军部在劝诱作家从军的时候,曾表示不对作家提出具体要求,只是让他们去中国前线看看,“完全是无条件的”。然而,事实却相反,他们一旦来到前线,就必须按军部的要求去做。和“笔部队”同时作为《都新闻》特派员被派往武汉的井上友一郎,在《从军作家的问题》(《日本评论》1939年1月号)中,引用了“中支军报道部”交给从军作家的《从军文艺家行动表》。这个“行动表”上明确写着:    
    目的——主要向国民报道武汉攻克战中陆军部队官兵的英勇奋战以及劳苦的实相。同时,报道占领区内建设的状况,以使国民奋起,促进对华问题的根本解决。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炮制的侵华文学(2)

    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写,“笔部队”作家还有什么创作的自由呢?况且,石川达三因自己对战争的理解和不加掩饰的真实描写而刚刚惹下了“笔祸”。受军部政府派遣的“笔部队”作家们又如何敢越雷池呢?另一方面,“笔部队”成员和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栋田博、谷口胜等身为士兵的作家不同,他们在战场上呆的时间很有限,大多数人只是走马观花式地“观战”。因为这些缘故,他们所制作的“从军记”,或是用概念化的、皮毛的描写代替深刻的战争体验,或是用浅薄的抒情、无聊的琐事、道听途说的故事连缀成篇,或故意夸张战场体验,炫耀自己的“勇敢”,或赤裸裸地为军国主义作侵华战争的叫嚣和宣传。这就是“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的基本特点。    
    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因为她是“笔部队”中惟一的女作家。女作家从军出征,这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宣传价值,当时的报刊也对此大加鼓噪。如《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说:    
    作为惟一的一位日本女性林芙美子女士参加了汉口的入城。(中略)跟随快速部队继续进行决死的行军。日本女性到战场来啦!使全军官兵大为吃惊,如在梦境。    
    图14林芙美子在前线    
    林女士去了那荒凉的武汉平原,简直是战场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战场上的众口皆碑的中心,她的勇敢和谦虚使全军将士从心底里尊敬和感动。她风尘仆仆,风餐露宿。汽车随时都会碰上地雷,但林女士置生死于度外。(中略)林女士的汉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    
    作为从军的收获,林芙美子回国后发表了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试看《战线》中的一段描写:    
    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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