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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鬼”不是鬼，农民和城镇居民们由自己的孩子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也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殷勤得有些滑稽。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表示敬意。随着进一步熟悉，他们打心眼里表示欢迎。或者敬茶，或者送菜，或者帮忙出力，全心全意，没有二心。
日本军每攻克并占领一个地点的时候，就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空旷无人的街上出现一两个孩子。不久他们从各处走出来，并成为日本和支那握手的契机。
…………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3）
众所周知，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有多少中国的孩子们死在了“东洋鬼子”的刺刀和枪炮之下，又有多少孩子被掩埋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废墟瓦砾中！而尾崎士郎却在这里刻意描绘颇有“人情味”的场面，这绝不是有的日本学者所说的什么“人道主义”，而是刺刀和枪口下的“和平”，也就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搞的所谓的“宣抚”，所谓的“思想战”、“宣传战”。
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初期由报纸杂志社派出的这些作家，其主观动机是协力日本侵华战争的，事实上他们的作品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在观察、表现战争的时候，其角度、方法有所不同，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也不尽一致。例如，日本作家近代以来受欧洲自然主义的影响很大，注重“事实”和“真实”的描写，而在初期特派作家中，就有一个人由于写了一些“事实”和“真实”，而为军国主义政府所不容，因此招致笔祸。那就是石川达三和他的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品描写了一支进攻南京的部队，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石川达三意欲通过这篇纪实性很强的小说，“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社会”。不料作品在《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上发表后，石川达三即遭当局逮捕，法院判处他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这一事件在当时的作家和读者中造成了强烈的震动，也促使军部进一步采取措施，强化舆论管制，干预作家创作。与此同时，作为日本士兵之一员在侵华战场作战的青年作家火野苇平的小说《麦与士兵》在当时却发行了120万册以上，成为最畅销书，极大地煽动起了国民的战争狂热，也为军部所激赏。《活着的士兵》和《麦与士兵》正反两个事例，显然给了日本军部和政府以明确的启发，导致了他们对作家从军及其创作活动的干预与管制，并成为由军部和政府直接出面组织从军作家的所谓“笔部队”的一个契机。
二、军部和政府直接组织派遣“笔部队”
1938年8月20日晚，在东京的许多作家收到了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的快递明信片，上面写着：“内阁情报部和文艺家们有事相商，请于明日即23日午后3时，前来首相官邸内阁情报部开会。”23日，在内阁情报部，以菊池宽为首的12名作家前来赴会，他们是尾崎士郎、横光利一、小岛政二郎、佐藤春夫、北村小松、久米正雄、吉川英治、片冈铁兵、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白井乔二等。据与会的作家白井乔二在《笔部队组成的经纬》中的回忆，主持人是情报部的几个人，此外还有陆军省新闻班的松村中佐、海军省军事普及部的犬塚大佐、松岛中佐等人。会议开始时，只是随便地交谈一些有关战争时局的问题，后来陆军省的松村中佐站起来，指着墙上挂的大地图，讲解武汉攻坚战的情况，最后提出：希望先派二十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国前线看看；虽说是从军，但并不对作家提出硬性的要求，完全是无条件的；现在时局重大，相信作家们会有正确的认识；看一看战争的现状，未必马上写出战争文学作品，但十年后执笔也好，二十年以后再发表作品也好，悉听尊便。云云。
尾崎士郎在题为《一只文学部队》的纪实作品中写到：当时，当军部提出希望作家从军的事情以后，有一位作家不安地提问道：从军没有危险吗？——
大家一下子笑了起来。“没问题”，中佐的嘴唇上浮着自信的微笑。于是菊川信（即菊池宽——引者注）和一同召集这次会议的作家久野高雄（即久米正雄——引者注），用铿锵有力的语调说：恐怕文坛上所有的作家都希望从军，要确定人选还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无论如何至少需要二十个人。中佐当场回答：“可以。”并且说：“还有，在战场上难免有个万一，还是办个生命保险之类的为好。当然，各位都将受到军属的待遇，所以会事先给你们在靖国神社那里办好安放遗骨的手续。”
白井乔二在《笔部队组成的经纬》中也写道：
我们都一齐大受感动。大家在心里似乎都形成了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作为国民之一员的满腔热血，还有文学家被当做嫩芽一样爱护而产生的那种自豪。我们立即对从军的提议产生了共鸣。与会的作家们几乎全部抱着从军的志向，实在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8月23日这一天，将作为划时期的第一步永远铭刻于文艺史上。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4）
具体帮助军部策划“笔部队”事宜的菊池宽，在事后不久发表的随笔《话的屑笼》（原载《文艺春秋》1938年10月号）中说：
作为文艺家协会会长的我，当初想派出四五个人。因为是到激战的中心汉口，我担心愿去的可能不多，就打算去做一做自己熟悉的几个人的工作，召集容易拜托的人来情报部开会。不料，十一二个赴会的朋友都说愿去。我自己最初没打算去，但是听了情报部人的讲话，就想无论如何要去，下定了从军的决心。情报部说，二十来个人可以，而且明天就得确定下来。军务紧急，不能个别联系。我想，如果和四五十个人联系的话，会有一半人愿去，所以就发出了快递。于是除两三个人之外，都说愿去。
8月26日下午，内阁情报部在首相官邸公布了情报部确定派遣的从军作家的名单，他们是：吉川英治、岸田国士、泷井孝作、深田久弥、北村小松、杉山平助、林芙美子、久米正雄、白井乔二、浅野晃、小岛政二郎、佐藤惣之助、尾崎士郎、浜本浩、佐藤春夫、川口松太郎、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片冈铁兵、中谷孝雄、菊池宽、富泽有为男，共22名。此后，日本新闻媒体对这批从军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内地的“笔部队”。入选“笔部队”的作家们在报刊上谈感想，说抱负，表忠心，大出风头，一时成为舆论的宠儿。其中有些本来默默无闻的作家，一跃而成为知名人物。他们从军部领到了高额的津贴、军服、军刀、手枪、皮裹腿等，俨然是一批出征的将军。临行前政府的军部和媒体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然后分图12“笔部队”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二为泷井孝作；
左三为片冈铁兵，左五为久米正雄
“海军班”和“陆军班”两路乘飞机前往中国战场。无怪乎当时有的报刊把“笔部队”的出征说成是“大名旅行”（诸侯巡视的意思）。未被选中的作家，有的也怨天尤人，抱怨菊池宽等人做事不公，选的大多是与他所支配的《文艺春秋》杂志有关系的人；有的则表示失望，如著名作家广津和郎在《都新闻》上撰文说：“有人问我，你想从军参加武汉攻克战吗？我说真是朝思暮想，高兴得心都跳了起来，因为这是出乎预料的幸运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快快得到消息。可是，一看公布的名单里头没有我的名字，真是空喜一场。抱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厉害。”
在第一批“笔部队”被派往中国的时候，正是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的高潮时期。武汉会战从6月11日起，进入八九月份，已经打了两三个月。日本为了最终攻下武汉，正在加紧进攻并占领武汉外围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也集中全力，保卫大武汉。日本赴武汉前线采访的海军班的一行作家，包括菊池宽、吉川英治、佐藤春夫、浜本浩、小岛政二郎、北村小松、吉屋信子、杉山平助等，先飞到上海，访问了日本陆战队本部，次日又访问了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然后从南京溯长江而上，到达九江，9月底10月初到达武汉会战前线，正赶上了战况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