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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发展。光文学奖就设立了“满洲文话会奖”、“建国纪念文艺奖”、“满洲国民生部大臣奖”等好几项。还通过制订《文艺指导纲要》（1941）等官方文件，对文学活动加以引导和控制。其核心思想是宣传以日本殖民主义为基础的所谓“建国精神”，并用日本“内地”的文学来指导“满洲文学”，确立日本文学对“满系文学”的指导地位。如《文艺指导纲要》在第二条“我国文艺的特质”中明确写道：“我国文艺以建国精神为基调，致力于八纮一宇的大精神的显现，以移植于我国的日本文艺为经，以原住各民族固有的文艺为纬，取世界文艺之精华，而形成浑然独体的文艺。”此前，在满洲的日本殖民文学家也提出了“在满洲建立满洲的文艺”的口号。如高田悟朗在《高粱》的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日本人〔作家〕好不容易从内地（指日本本土——引者注）来到满洲，几年以后又回到了内地。日本人为什么不能在满洲常住下去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满洲还没有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绘画、文学之类的优秀的作品呢？通过以满洲为背景的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能使满洲的印象立刻浮现在人们面前。满铁率先把中意的作家，从内地请到满洲，保证他们五年六年的生活，为他们写出好的作品创造条件。这种作法被证明是必要的。笔者虽然不能无条件地全部赞成，但目的和他们是一致的。我们不一定要借助内地作家的力量。难道我们的条件不是得天独厚的吗？我们生活在这真实的满洲，为了我们的目的而竭尽全力，这难道不是我们的重大使命吗？”《作文》杂志也认为，所谓“满洲文学”必须和它的国土相照应，必须写出满洲的独特性来，为此，“满洲文学”决不可以指望来满洲旅行的日本作家，“只有誓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的、并对之抱有感情的作家，才能叩开满洲文学之门”。
第二，和前期文学刊物的小型分散的状况不同，后期文学刊物开始发展为大型化、核心化。1932年9月，《高粱》在新京（长春）创刊，同年10月，住在大连的小说家、诗人青木实、吉野治夫、竹内正一、町原幸二、城小碓、落合郁朗、岛崎恭尔、日向伸夫、富田寿等人创办了《作文》杂志，一时形成了所谓“北有《高粱》，南有《作文》”的格局。1935年，《新京》杂志易名为《摩登满洲》，成为又一家重要的文艺刊物。1938年，日本文坛在侵华战争期间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日本浪漫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北村谦次郎在“新京”发起创办《满洲浪漫》，其同人有木崎龙、绿川贡、逸见犹吉、横田文子、大内隆雄、长谷川濬等。北村谦次郎说：“《满洲浪漫》不是日本浪漫派的分派，但却是日本浪漫派的‘延伸’和‘实践’。”《满洲浪漫》创刊后，便形成了“北有《满洲浪漫》，南有《作文》”的新的格局。《满洲浪漫》和《作文》两家刊物从创刊到1942年先后停刊，一直是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的两大阵地。当时的评论家浅见渊在《满洲的文学、文化运动》一文中说过：“说起来，现在看到的满洲文学，是由原在奉天刊行的名叫《作文》的同人杂志开其先河的。（中略）后来在新京出版的《满洲浪漫》的同人们筑起了今日的满洲文学。”
第三，与文学刊物的核心化相适应，出现了比较集中的文学团体组织。先是有“满洲笔俱乐部”、“新兴诗社”、“一家”等三个较大的文艺团体，到了1937年，又在大连成立了“满洲文话会”（后移往新京）。这不是单纯的文学团体，它网罗了满洲的几乎所有的文化人，不但是日本人，也包括“满人”，会员有433名。“文话会”设有会刊《满洲文话会通信》，并决定设立“满洲文话会奖”，编纂发行满洲文艺作品选集。“文话会”在1937~1939年的三年中，分别编修了三部《满洲文艺年鉴》。在此前后，大连、奉天、新京、哈尔滨等地还有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如“满洲歌友协会、抚顺文学研究会、刺槐短歌会、满洲乡土艺术协会、满洲短歌会、北满歌人社、平原俳句会、大连俳句会、川柳大陆社”等等。到了1939年，由日本殖民当局在满洲的文化权力机构“弘报处”召集成立了全满洲的文学家（包括“满系作家”）组织“满洲文艺家协会”。该“协会”的会长是山田清三郎，会员有近80名。和“满洲文话会”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专门的文学团体。关于“满洲文艺家协会”成立的原委，该“协会”出版的“指南”写道：“我满洲国的文艺政策，今年三月已由政府发表。为了确保《文艺指导纲要》的实施，今后要在《文艺指导纲要》的基础上，在与政府的紧密的联络下，准备结成文艺界同仁的团体……。”
总体来看，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虽然有时搞得比较热闹，都始终是“业余爱好者”的文学。说它是“业余爱好者”的文学，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没有职业作家，除了《满洲浪漫》的北村谦次郎在“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挂了个虚职，专门从事写作以外，作者们都有自己的职业；二是文学写作的水平还处于“爱好者”的档次上。当时的日本政府曾试图改变这种局面。浅见渊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说：“在满的日本作家全都是业余作家。不过，我前些日子在东京参加了一个满洲新闻的座谈会。会上，听说最近政府要根据创作的实绩在满洲认定一些专家，政府将为这些专家们的创作活动作后援。”（《在满的作家们》，载1941年7月《现代文学》）日本军部和政府的确为“满洲文学”费了不少心机，除了不断派“内地”作家到满洲视察督促之外，为了促使“内地”的日本读者关注“满洲文学”，权威的“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也向“满洲文学”加以倾斜。如，日本在满殖民作家日向伸夫的《第八号道岔》获第13届芥川龙之介奖的“候补”作品，第14届芥川奖的候补作品仍然是在满日本殖民作家野川龙的《狗宝》，第17届芥川奖的获奖作品是石塚喜久二的《缠足的时候》，第19届的获奖者是八木义德的《刘广福》。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切合了日本的殖民主义的意图。尽管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从内容上看五花八门，但引起注意，或得到当时的好评的却都是宣扬日本在满洲的殖民主义思想的作品。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站在客观的历史的角度，对这些作品加以剖析。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所谓“建国精神”与“建国文学”（1）
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是以所谓“建国精神”为中心思想的。什么是“建国精神”？就是在满洲建立日本殖民国家所需要提倡的精神，也就是在满洲推行日本的殖民主义。其要点，第一是极力宣扬满洲“独立”的思想，意在使满洲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来；第二是用日本殖民主义文化对满洲的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同化，即实行所谓“文治”，或明或暗地宣扬日本文化的优越和先进，中国的野蛮和落后，以此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之甘愿服从日本文化的“指导”；第三，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把伪满说成是“五族（即日、满、汉、蒙、鲜——引者注）协和”的“独立的新国家”，是什么“王道乐土”。在“建国精神”的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建国文学”的主张。有的人认为，“满洲文学”就是体现“满洲建国”的文学，如《满洲浪漫》的重要人物长谷川濬在《建国文学私论》一文中说：“建国”思想就是思考在满洲如何建立新国家，如何建立新生活，“以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存在的精神为母胎而产生的文学，我称为建国文学。这是满洲文学精神的基础的理念。”他还说：“以前我主张满洲文学就是世界文学，这个主张始终没有变。就是说，满洲建国就是世界的建设，……这两者是相互贯通的大道。满洲文学和满洲建国必须同时存在，必须是同呼吸的亚细亚的世界精神。天心（即冈仓天心——引者注）所谓亚细亚是一个，——这句话就是新兴满洲国文学发展方向的预言。”有的认为“满洲文学”是在日本的指导下实现满洲的民族融合的文学，如青木实在《义不容辞的使命》一文中说：“满洲既然是民族融合的国家，那么，日本人就不能独善其身。（中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