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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前一个婚约解除之前，我们不告诉莉莉任何事情，也不把我俩下午相会的事告诉她，不过，你母亲说她很肯定不论什么情况莉莉都是支持她的。
我告诉她，如果我们谨慎行事，就不会引起什么流言蜚语，最多是些与她解除婚约有关的议论我俩何时何以相识的短命传言。
她说，我最好不要给她写信。
我们分手了。
她回到了家乡。
通过莉莉，我收到她的来信，有时一天两三封，信封没有开启。
莉莉知道寄给她的信中哪些是写给她的，哪些是写给我的，因为在写给我的信封上，在她的名字旁边有个〃X〃记号。
你母亲的信中没什么消息，表达的只有期盼和急躁，埋怨自己无法鼓起勇气去做自己知道必须得做的事情。
在一封信中她写道：〃我马上对他说。
〃可此后，信便中断了。
我再没收到她一封书信。
三个星期后，莉莉来找我，说是阿米莉亚捎信给我，想让我知道她和未婚夫不久要结婚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心烦得寝食不安。
她变了心。
她爱上的不是我，而是曼哈顿。
她幻想着离开纽芬兰，梦想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逃避不仅逃避与自己不爱的男人的那场婚姻，而且逃避她厌倦的一切。
或许她真正爱着的还是她的未婚夫。
我发现这个想法尤其无法容忍。
当然，如今我才知道，她做了自己以为对谁都是最好的选择。
自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了真相之后我便知道了。
她嫁给了一位爱她但自己却不爱的男人。
因为爱我，她保住了我的声名不受伤害，我曾向她表明过，终有一天我肯定会名满天下的。
那场酒会让我结识了你母亲，办酒会的人自愿要改善我的境地。
我成了他们的帮手。
我敢肯定，要是他们知道了我的秘密，就不会像这样优待我了。
一年一度的酒会他们都邀我去帮忙，直到我也成了一名医学院学生。
我不敢拒绝他们的邀请，害怕因此失去他们对我的兴趣。
每次酒会，我都会找些借口上楼去看看那条走廊，在那儿，我曾经遇见过一位用奇怪的口音说〃我叫阿米莉亚〃的姑娘。
办酒会的那对夫妇帮助我挣钱读大学，先借款给我办了一家印刷厂，后来又开了一家小的牛奶奶油公司，跟我兄弟一起经营。
1887年，他们帮我说服了教务长，接收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说因为我是〃内科医生〃的儿子，所以我的入学费用应该减少。
余下的部分由他们来付。
至今，我跟他们非常友好，不过，我家搬到市区的另一头之后，每天来往哥伦比亚大学对我来说成了不可能的事。
我转到了纽约大学医学院，不像以前那样常见到我的资助人了。
他们依旧在自己的房子里举办一年一度的酒会，可我不再去了。
举办酒会的时候我很少在城里，即使在城里，我也远远地避开，因为对于我，那幢房子承载了太多的记忆，自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真相之后，那些记忆成了令人痛苦的回想。
德夫林，你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都应归咎于我，不论这有多么的间接。
纽约使你母亲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使她无法做出理智的判断。
可我没这样的理由。
当弗朗西斯告诉我你母亲的死时，我感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羞耻和罪过，几天之后，这种羞耻感和罪过感又因为他的失踪而变得更加强烈。
许多年来，我背负着这沉重的秘密活着，努力让自己相信，不论当时我占你母亲便宜时其行为是多么的令人不齿，但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我怎么可能预见到结果呢？这些年来，我曾试图不去想你，不去想那个因为我而成了孤儿的男孩，不去想那个由我的鲁莽所铸就的第三个也是唯一活着的牺牲品，可这做不到。
他的母亲是我至今依然珍爱的女人，尽管我们相识只有三周。
最近，因为我在头封信里向你描述过的那些原因，我痛苦到了极点，我意识到，应当对那个唯有我才知道他是我儿的男孩吐露我的过去。
只有这个办法，别无其他出路。
好像对我来说，这是偿还我所造的罪孽的第一步。
你身上依然有你母亲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否认你的存在了。
弗朗西斯·斯特德拿出了足够的证据让我确信他的话全是真的，可由于不熟悉他所说的人和地方，你也许依然心存疑虑。
我相信，经过思考，你会发现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欺骗你的动机。
忏悔就是为了乞求宽恕，不过对于我，这么快就请求你的宽恕显得太放肆了。
我只是请求你，假如你认为我的任何请求依然值得尊重，假如你允许我继续给你写信（像上次那样，在信封上写下〃是〃或〃否〃），请再一次遵守你许下的保持谨慎的诺言。
我现在还不能见你，不过我希望到能见的时候，你会认为我赢得了这个权利，到那时，你会发现相见的想法不论对你对我都是那样的令人向往。
企盼回复。
你的 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 1898年3月14日 附：我必须请求你不要给我写信，理由我现在无法解释，总之，不写对你我更有益。
为了证明他是我父亲，他给我讲了我母亲的过去，有多少男孩像我这样听说过自己母亲的事情？有谁如此详细地被告知自己生命形成的细节？谁会告诉他这些？更不用说会是自己的父亲。
这些最隐秘的细节从库克医生的心中，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似乎毫无顾忌。
他把这一切讲给跟我母亲邂逅相遇后所生的儿子听。
我怀疑即使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有哪个男人能有他一半的坦率。
我不但没有感到不快，反而觉得无比荣幸。
我在信封上写下〃是〃，然后从夹克口袋里掏出空白纸来，一阵狂抄，生怕爱德华会等得不耐烦，管我抄没抄完便进屋来把信烧掉。
我一字一句、一标一点地抄完了库克医生的信，离开时兜里的信等于就是原件。
我不会向任何人展示这封信。
我坚信自己有能力保守秘密，有能力把这几页信纸隐藏下来，不为人知。
（我把这封信塞进自己卧室的床柱里，第一封信和今后要寄来的信全都这样藏在柱子里面。
8岁时我意外发现，床柱的顶端很容易拧开。
我把信纸叠在一起卷成圆筒，这样要比折叠起来保存的时间更长。
）我走到楼梯平台，把原件和信封交给爱德华，他默默地接过信，从椅子上起身时头也没抬，眼睛仍然在看书。
我跟着他走进屋子，静静地站在壁炉边，看着他又一次执行起烧信的庄严仪式。
他擦燃一根火柴，点燃信封，让火苗从下往上燃烧，从壁炉的两根铁栅之间塞进炉里。
我们看着信烧掉。
等信烧完，他点点头，动作细微得几乎看不出来。
我离开房间，慢慢地走下楼，关上身后的门，匆匆走向后园的大门。
这封信使我深信不疑，库克医生就是我的父亲。
我觉得他过于自责了。
事情的缘由很清楚，他的罪责并非他所说的那样深重。
不过我觉得只要牵扯到罪责和羞耻这种事，推理和逻辑对于他没什么意义，就像对于我一样，因为如今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相信了摩西·普劳迪曾经含沙射影说的那些话：我的双亲之所以结婚，我的父亲之所以抛弃我母亲，我的母亲以及后来我父亲之所以死掉，都是因为我这个出乎意料的孩子。
读我母亲的往事，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从一个在她跟我毫无关系之前就认识她的男人的角度来了解她，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信中的那位年轻女人不是背后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字样的那张照片上的年轻女人。
在那张照片中，她的姿势是摆出来的。
可怜的弗朗西斯·斯特德。
即使她因为别的男人而怀孕了，他依然娶了她。
为什么？因为爱她？因为她〃乞求他为她保密〃？不过，他们结婚之后，事情肯定发生了变化。
在北格陵兰远征中失踪的那个人不是我父亲，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