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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他都在这里召集将领们开会，一起分析越来越惨淡的军事局势。但是房间仍然很小，大部分将领只能站着开会，长达数小时地忍受着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闷热。这时，希特勒狂暴地命令德国军队展开对苏军的反攻，他的要求只能加剧高级将领们的尴尬。因为实际上德国军队早已荡然无存，但是没有哪个将领有胆量将真相告诉希特勒，这些军队的战地位置仍然用大头针钉在他们面前的地图上。
走廊的右侧是接连6个房间，里面安放着负责照明、通风、电话交换机和希特勒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博士专用手术室电力供应的发电机。希特勒的秘书们和马丁·鲍曼的秘书们也会用到其中的一些房间，他们有时候在右侧的一个客厅工作，还有一些时候在医生的治疗室和罗切斯·米格的总机室之间挤进挤出。希特勒的秘书们使用的是元首专用的打字机，希特勒不用佩戴老花眼镜也能看清楚打出来的特大字体文稿。
在走廊的左侧是希特勒的私人区域，希特勒的这个地下生活起居室与他在老德意志大臣花园里的雅致住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会议室走廊的一侧开着一扇门，门后是一间长4米、宽3米的起居室，屋子里摆着1个长沙发，1个咖啡桌和3把椅子。屋子里还立着一个巨大的保险箱，用来存放希特勒所有的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他那本硬皮装订A4纸大小的记事本。这间房间通往希特勒的书房，书房也不大，除了一幅腓特烈大帝的肖像外，没有太多的装饰物。希特勒常常凝视着这幅画像，这是他最大的享受，有时他甚至会举着一支蜡烛欣赏半天。在书房尽头就是他的卧室，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希特勒的起居室和书房都有通道，可以走到一个小浴室和一间卧室兼起居室，他的情人爱娃·勃劳恩就住在这里。爱娃的房间里有一张硬橡木制成的梳妆台，那是阿尔伯特·斯佩尔在1938年专门为她打造的，她名字的缩写EB雕刻在四叶苜蓿图案上。
会议室走廊的另一头是另外一间所谓的等候间，这间屋子更小，与外面那间等候间相比，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和家具。房间里有两组台阶，在左边的第一组台阶通往大臣花园上方的一个没有任何家具的瞭望塔。另外一组台阶是混凝土材质的，台阶相当陡峭，通往地面的紧急入口。这个地面紧急入口位于一个外形丑陋的混凝土碉堡中，当然，把守碉堡的还是希特勒自己的禁卫队士兵。这些卫兵站在一道巨大的钢铁大门前，大门上方有一道遮篷，正对着大臣花园。碉堡外部盖着用作伪装掩护的带花纹的地砖。
靠近门的地方是一个遛狗场，希特勒偶尔会在夜里带着他的宠物狗阿尔萨斯和布隆迪遛上几圈。希特勒说，带着布隆迪散步是他最惬意的放松活动。戈培尔有一次故意恶作剧地写道，布隆迪或许是惟一真正爱戴希特勒的活物。
这就是希特勒一生的最后一幕，故事情节简单而平淡无奇，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节中，曾经将数百万人推进火坑的希特勒被他自己点燃的诅咒烈焰所吞噬。
第四部分：希特勒的幽灵后记最大、最邪恶的谋杀（1）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是世界史上所犯下的最大、最邪恶的谋杀。我在上帝和这个国家面前是有罪的，我指引过许多年轻人追随希特勒，并认为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但最后他们成了杀害几百万人的刽子手。
——巴尔杜·冯·席腊赫
这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前任领袖巴尔杜·冯·席腊赫所说的话。他曾在1946年5月24日到纽伦堡法庭出席作证。那一天正是我刚过完18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刚刚成年，而且我也开始知道我的童年是如何失去的。巴尔杜·冯·席腊赫是我在战后开始钦佩的人。正是巴尔杜·冯·席腊赫在战前鼓励我去写诗，正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的证言把我引到了和平主义的道路上。在一个天主教的大学教授的帮助下，我开始探究德国在战争刚刚结束后那段时间里的真相。
阿克斯曼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回过头来看。他从未放弃对希特勒的崇拜，我拜访过他两次，而且我们也通了几次信并在电话中也交谈过几次。在他所愿意对我讲的事情中，我感到他对我是真诚的，然而，他总是为自己仍然保持对元首的忠诚而感到骄傲。我完全赞同忠诚，但是忠诚也必须有它的道德规范！促使我寻找非攻击性的解决方案并使仇恨永远消除的，是巴尔杜·冯·席腊赫的认罪，不是亚瑟·阿克斯曼的忠诚表现。
当苏联军医签署了我的释放令以后，他们禁止我到苏军的占领区。这之后不久，我决定尽力而且成功地越过了穆尔德河到达了美军占领区。由于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涉水，我的瘫痪症又复发了。幸运的是一个边境巡逻队救了我，而且把我带到了收容中心的一个医疗机构，在那儿一个美国情报部门的官员审问了我。在那个地方我也看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布亨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解放后命令制作的纪录影片。
我被极大地震动了，我一开始不能相信我见到的一切。一位德国老兵在我耳边私语：“矫揉造作。”其他人也耸肩表示对它的蔑视，也把它当作宣传活动，但是我并不那么看它。那儿有许多的骨架和尸体仍在被搬动，这不可能是在演戏，有这么多有骨有肉的尸体。我知道它是真的，而且其他人也有这么认为的。一个受伤的德国士兵向我讲出了心里话：“这是真实的，这就是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
审问我的那个军官还给我看了照片，这些照片是对毁灭和死亡的可怕描绘。他的审问是在我不能平稳地站起来以前进行的。在我第一次患瘫痪症时，我曾经想过去死。现在我想要把自己化为乌有，因为这些纪录片所体现出的方式使我觉得我也参加了希特勒——我曾经信仰并为之服务的元首——所犯下的这些十恶不赦的罪行。它在心理上影响了我，我有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睡。
后来我发现我对发生的这些事情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就当时的我而言，我服从并执行我被教授的一切就是我的义务，我们应该盲目地对元首忠诚。我要这样持续多久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被这个集体犯罪的概念折磨了好多年，最后我决定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我自己的责任。不过，我开始有了这个结论，假如希特勒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话，我很有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罪犯。
因为在1945年时我比较年轻，所以被免于起诉，我甚至没被带到过裁定室。裁定室是联合盟军的一个发明，是为了确定纳粹共犯是否有罪，如果有就会受到惩罚。虽然我的父亲否认他过去做过党卫军的历史，他一直认为那么做是一件“聪明的”事情，我记得他告诉过我他以保守了自己做过党卫军这个秘密引以为荣。他曾为国家服务过，而且和他一样的人们永远不会透露他们的行为，但是对于我来说否定真相就是撒谎。
当瓦解纳粹的过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仍然为我父亲对他的过去一直撒谎而感到不安。曾因为我撒谎而残忍地打过我的他永远也没有透露他篡改了他的过去这个秘密，他好像很高兴自己逃过去了，但我们都记着他在布雷斯劳时为他的黑色党卫军制服自豪的情形，当时他一个劲地吹嘘自己是希特勒精华部队的一分子。
我们在战后住在巴伐利亚的埃伯斯鲍茵特。除了我们的家人没有人知道我父亲的过去，很显然我们没有出卖他，幸运的是，我也从未被任何军官盘问过有关我父亲的过去。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经和他谈起了犹太人的问题。他仍然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地对我，“假如你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你就会知道他们自己应该为自己的遭遇负责！”他对我吼道。
我太震惊了，而说不出话来。那毕竟发生了，可是他的思想怎么那么疯狂，他的意识怎么会那么扭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成为残暴和屠杀的借口。“最终解决”真是令人痛恨和难以置信。从那以后，我又知道了许多其他的集中营和灭绝营，尤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达蒙集中营。我在身体上和心理上为这些发生的事情而痛苦，我原来的整个信仰体系都完全崩溃了，而且又渐渐形成了新的信仰体系。
尽管我的父亲对我问他的许多事情都沉默不语，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