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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靠近波兰的西里西亚森林中长大，那里远离欧洲繁华的都市，几乎与世隔绝。现在回想起来，甚至还有几分中世纪的格调。年少时，我曾欢欣鼓舞地观看纳粹突击队员的集会和火炬游行。10岁时，我在布雷斯劳的集会上第一次亲眼见到希特勒，他以催眠般的魔力征服了所有听众。要想控制一个人的身体和思想，就要在年轻的时候给他们灌输，纳粹党人深谙个中奥秘。在阿道夫·希特勒政权统治之下，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是，尽管父母生养了他们，但他们却属于国家。
第四部分：希特勒的幽灵这里只有胜利或灭亡（2）
并不是愚昧的人才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如此，如果你无法相信，那就先看看青年团前任头目的例子吧。巴尔杜·冯·席腊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亚瑟·阿克斯曼的前任，他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鼓吹对希特勒的崇拜。但是，冯·席腊赫可不是一个野蛮人，他出生于魏玛一个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中产阶级家庭，魏玛素有德国文学之都的美誉。冯·席腊赫是一个诗人和歌曲作者（他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家道中落，父亲失业，做士官的哥哥则因为自己的戎马生涯被《凡尔赛条约》断送而自杀。巴尔杜·冯·席腊赫后来成为了纳粹分子。他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本人时十分激动，为此还曾赋诗一首做纪念。
在当时，希特勒青年团只是众多准军事组织中的一个，德国在1920～1930年间涌现了大批这样的组织。我成为了新秩序理念的热心追随者和年轻的小头目。10岁的时候，我成了希特勒青年团少年班低年纪组的一名幼童子军，2年后我就开始管理一支30人的小分队了。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德国人是更高级的人种，天生就应该统治劣等人种。我们是雅利安人，而雅利安人就比别的人种，特别是比犹太人要高级。我们所受的教育还告诉我们，犹太人就是寄生虫。我坚定了为元首和帝国效忠的决心，赴汤蹈火，死而后已。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最后日子里，我勇敢地参加了街道巷战，并因此获得了一枚一等功铁十字奖章，这样我就能在原来二等功的基础上多得一枚奖章了。
我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立志将毕生奉献给希特勒，我可以为他去死，在对苏军的作战中，以及在担任希特勒最后日子的信差时，好几次我真的差点死掉。希特勒最后的日子可以算是他震惊世人的一生中最荒唐、最离奇也最腐朽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最后的日子中，希特勒突然出人意料地娶情妇爱娃·勃劳恩为妻，而当时并没有太多人知道他还有这个情妇。也就是在这最后的日子中，希特勒在扑朔迷离甚至荒诞不经的氛围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在这最后的日子中，希特勒神话的创造者约瑟夫·戈培尔与妻子玛格达（Magda）——未加冕的第三帝国“第一夫人”——在地堡中杀死了他们的6个孩子后，也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也在地堡中。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立刻动摇我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即使在他用枪指着自己的脑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将无数为他牺牲的德国人民抛在身后之时，也没有立刻动摇我对他的信仰。在当时，我丝毫没有怀疑过自己对纳粹信条的忠诚。即使当我在地堡外左奔右藏躲避着盟军子弹的射击，眼睁睁地看着这座荒唐的帝国土崩瓦解时，我也丝毫没有怀疑过纳粹德国的正确性以及敌人的错误性。
在地堡的最后日子里，我目睹了希特勒忠实追随者们的窘境和自私自利。他们并非坏人，但却太过单纯，太急于为一个虚幻的理想献出无辜的生命和鲜血了。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在希特勒自杀后，我的信仰体系也开始慢慢垮塌，逐渐地，求生的本能占据了上风。美国人在德国战败后对我进行了审讯，我无法相信他们所说的集中营真的存在，更是对元首的最后决定难以置信。但是事实就摆在我面前，不得不信。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睁开眼睛，试着重新看清这一切呢？
我耗尽了余生，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找到方向和解释的答案。
阿尔敏·迪·莱曼
2003年6月于美国俄勒冈州伍德伯特
第四部分：希特勒的幽灵老德意志大臣花园（1）
1945年1月16日下午，阿道夫·希特勒正式撤离了他位于柏林威廉姆斯大街具有新巴洛克风格的正式官邸——老德意志大臣花园。在盟军猛烈的炮火轰炸下，柏林市中心几乎被夷为平地，位于大臣花园一层的豪华官邸已不再安全，希特勒被迫撤入他的地下城堡。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来，大臣花园就一直被作为元首的官邸。希特勒曾多次站在官邸楼上的小阳台上，接受聚集在街上的人群的欢呼敬礼。1940年，当德军从法国凯旋归来后，也就是在这个阳台上，希特勒和他的空军中将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检阅了狂欢庆祝的人群。然而现在，除了建筑的一翼尚且完好无损，这座一度无比辉煌的建筑已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建筑内到处都是弹孔和燃烧弹熏黑的痕迹。1945年初，再也没有欢呼的人群在这里向阿道夫·希特勒致敬了。
或许在这样的多事之秋，离开大臣花园并不是最让希特勒感到失望的事情，因为他曾经告诉过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他的这座官邸给“肥皂厂”用还差不多。希特勒于1938年下令斯佩尔重修了大臣花园。新大臣花园是一座足有一个街区长的巨大的低层建筑。元首指示要将其建成一座不朽的建筑，让每个参观者都折服于第三帝国的伟大和威力。斯佩尔没有让希特勒失望，这座建筑成了日耳曼力量的宏伟象征，野兽派的建筑线条和比例设计折射出了希特勒强制推行纳粹事业的钢铁意志。设计者希望它能够像第三帝国的千年基业一样永存不朽。当参观者从弗斯大街宽阔的台阶拾阶而上时，迎面而来的4个巨大石柱立刻反衬出人身形的渺小，柱顶盘踞着的一只雄鹰，双翅展开，鹰爪上抓着一个纳粹十字。门的一侧，耸立着一个高大的士兵雕像，迎接着每位来访者。
新大臣花园象征着纳粹运动及其对德国的强权控制。但是，在1945年，这个庞大建筑成了盟军轰炸的主要目标，让希特勒尝到了纳粹暴行的苦果。有几枚炮弹正中目标，建筑的长屋顶因此部分坍塌，多面墙壁被燃烧弹的黑烟熏得面目全非，很多窗户也被炸碎了。斯佩尔建造的这座庞大建筑，在炮火的洗礼后，如一座幽灵城堡般耸立着。
希特勒原本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曾经富丽堂皇的建筑中，他的办公室大约有400平方米，盟军轰炸后居然奇迹般地完好无损。这间办公室铺有厚重而华丽的地毯，落地窗上挂着冷灰色的丝绸窗帘，光是这些东西就需要一大队勤务兵和仆从们精心打理。尽管外面的世界满目疮痍，然而宽大而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仍然让希特勒的书房看上去像酒店的大堂一般豪华。1945年1月16日，元首最后一次坐在他那光可鉴人的大书桌旁，在检查了新办公室装置的清单（当然新办公室不如现在的气派）后，希特勒慢慢地走出房间，穿过铺着厚重地毯的走廊，走向他那不太豪华的新家，也就是希特勒最后的住所。当纳粹政府在1933年夺取政权时，希特勒曾经发誓，绝不自动离开德意志大臣花园。他宣称，世界上没有哪个政权能够驱逐他，但是，他的誓言落空了。
希特勒这时已经患上了慢性疾病，虽然只有55岁，但病痛的折磨让他看上去足足有70岁那么老。他那头精心修剪的褐色头发变得稀稀拉拉，颜色发灰，那双曾经湛蓝的眼睛也已黯淡无光。在非公众场合，他不得不长时间佩戴老花眼镜。他的副官发现，他即使在白天也很难看清楚周围的景物。他形容枯槁，身形佝偻，腰身弯曲，病态十足。在二战最后几年，希特勒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特别在1944年7月险遭暗杀以后，他的身体更是大不如前。那次暗杀是陆军上尉克劳斯·冯·施道芬伯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