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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鲁德医生所需的用品一样也找不到，我两手空空从原路返回。我查看了一下元首地堡的接待室看看有没有急件要取，我从未见过的两位军官正在那儿，其中的一位大声对我喊让我离开，然后对另外一位军官说：“谁让这个坏小子进来的？”
希特勒青年团突击队的制服在希特勒的地堡中是不常见的，更何况那位军官因为离我太远而没看到表明我身份的勋章。
我从紧急出口离开了，最后一次从岗哨旁边经过。他们都没戴姓名标签，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哨兵的名字。每当我对他们说话时，我都称呼他们的军衔。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就是“小伙子”，没有人像那位军官一样称我为坏小子，它有一种贬义的含义。我没有军衔，早些时候我曾被称为Melder，这是我最喜欢的称谓。
哈里·门格尔撒森在我等炮火间歇的时候也来到了紧急出口处，这时我有了一个询问的机会。格特鲁德医生想知道希特勒是如何被埋葬的以及埋在了什么地方。
“我认为是在那儿！”他毫不迟疑地指着花园里好像是弹坑的一个地方回答到。
“我们没有埋他们！”他说。他的“我们”一定是指普通士兵。我认为知道谁埋不埋希特勒无关紧要（后来哈里·门格尔撒森被苏联释放后承认他曾经挖过坟墓并且埋葬了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是在3块厚木板以下1米处。他还说他们的尸体并未完全被火烧毁并且是很容易认出来的）。后来，我回去告诉了格特鲁德医生希特勒和爱娃两人共用一个坟墓，是一个弹坑，没做什么标记并且仍在冒烟。
她好像又一次受到了明显的震动，但是仍然继续她的工作。
我并没有告诉他，从升起的烟雾中，我看到了骨头，是伸出来的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由于没有近看，那也有可能是一个金属管或其他类似没有被烧掉的东西。土壤看上去好像在冒热气，很明显，有人铲了些土盖住了烧焦的尸体，但是由于太少而没挡住冒出来的烟。
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坟墓周围的环境看上去更像一个废品站，而不是一个花园。到处乱七八糟，爆炸的碎片、垃圾、石子、铁片以及几具没有埋葬的尸体。我还记得有一架水泥搅拌机和一辆被烧毁的汽车，它们身上布满弹孔。在党总部的花园里并没有发生肉搏战，死去了平民和士兵一定是炸弹或手榴弹造成的伤亡。
第三部分：地堡中的杀戮地堡中的杀戮（1）
在我年轻的心里，我仍然不能理解希特勒为什么自杀。我的信念已彻底崩溃了，但是没有时间考虑，我得先想办法活命。
“元首为什么自杀？”我向阿克斯曼问道。
“因为我们的末日快到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有些恍惚。（战后阿克斯曼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书名是《它不会结束》）
我紧接着问：“我们的秘密武器在哪儿呢？”
“还没有完成。”他踌躇地答道。
这也成了胡言乱语，根本就没有秘密武器，甚至连V…2火箭也不生产了，一直吹嘘的V…3火箭根本就没有投入生产。原来还有希特勒的纳粹亚美利加式火箭的传闻，说这种火箭能够打到纽约市。这种火箭也不存在，它只是在纸上或少数纳粹科学家的梦想中。另一方面，美国不久后就有了原子弹，原子弹的研制已近完成。那时我们谁也没有听说过原子弹，而且我相信阿克斯曼对这种灾难性的武器也是一无所知。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场战争中开始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并且非常痛苦，十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直接迁怒于元首，他在我年轻的心灵中仍有某种奇怪的迷惑作用。阿道夫·希特勒死了，并且被埋葬了，但是他对我的这种影响使我仍然不敢提起他的名字。
“现在不会再有英雄式的死亡了，”我痛苦地对阿克斯曼说，“现在上帝会让我们灭亡！”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突围。” 阿克斯曼只说出了这话。
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围的可能性已变微乎其微，整个城市被苏军围得水泄不通。最普遍的逃跑路线就是离开党总部后穿过蒂尔加腾区，沿着康德大街和黑尔大街继续往西到皮切尔的多夫大桥——这座桥仍在希特勒青年团控制之下。这条路线是在希特勒自杀前，军官们的情报员走的路线。另一条可能的路线是向北越过魏登戴姆大桥，这座桥也正在希特勒青年团的控制之下。但是苏军很快就加紧了对这两个地区的控制，而且他们对北面和西面这两座桥的占领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但是，阿克斯曼仍然对突破重围与在柏林北部的希特勒青年团的余部会合抱有希望。他强调了这个计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保守元首死亡，以及死亡的方式的秘密至关重要。事实上部队的士气十分低落，我们部队一直在勇敢战斗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们受到温克的第12军和伯西的第9军可能会来增援这座城市的影响。每个人都被告知苏联人在东面被击退了，而且他们正与西方面军作战，一旦这些假象暴露混乱将会随之而来。
但是过了不久我就发现保守希特勒死亡的秘密根本就不可能。希特勒已经死亡的消息已在外面要塞的部队中慢慢传开了，我是在给大厦送情报时发现这一点的。（情报说在纽科林，一队希特勒青年团被苏军的坦克消灭了。我那些没有被彻底消灭的勇敢的同伴现在都成了苏军的俘虏，他们不久后也会在苏联的劳改营里由于疾病而死去）
在党总部的地下室，逐渐临近的灾难进一步引起了人们被酒精燃起的最后一刻的兽欲。一位身穿后备军制服的女孩向我走过来抱住了我，她模糊不清地说：“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我想生个像你一样的孩子。”她把手放到了我的铁十字勋章上。我感到她在亲吻我的耳朵，她的头发落在我脸上，我对她说：“我有任务。”我尽可能不冒犯地挣脱了她的拥抱。她哭了，“我不想被苏联人俘虏。”
但是我又能为她做什么呢？我为她感到难过，我感觉到了她的痛苦，而且我也感到了无助。我处在一群拥挤的士兵和平民之间，而且一个迷人的年轻女孩要跟我做爱，但是我已经有了安妮·玛利亚，她可能已经有了我的孩子。即使我死在柏林，我生命的源泉和生命的延续可能会在她所在的霍夫活下来。我的生命可能会结束，我的尸体会烧成灰被风吹到一个永恒的地方，但是我的孩子可能会活下来。
当我回到纳粹党总部的时候，格特鲁德医生的护士们也在讨论想怀孕的事，她们把它看作是某种保护或防范，其他人在讨论自杀而且说得毫不迟疑，任何胜利的想法现在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每个人都知道末日到了。
突围最初是在希特勒自杀的那个晚上计划的。但是当阿克斯曼在大约下午6点回到他的战地指挥所后告诉我说，我们的出发时间往后推迟24个小时。我们会在明天，也就是5月1日，星期二的下午10点后出发。我想知道为什么，阿克斯曼告诉我可能有与苏军和平谈判的可能。戈培尔和鲍曼已举行了一次会议，提出了与苏军和平谈判的建议。阿克斯曼和布格多夫将军以及克雷布斯、蒙克一起出席了会议。会议达成一致，他们应该尽快把戈培尔和鲍曼是德国新政府的成员，以及海军司令邓尼茨是新的国家首脑的消息传递给苏联领导层。假如苏联人答应让他们向北安全转移到邓尼茨在石荷州的指挥部，他们就召集政府并开始与莫斯科的和平谈判。
马丁·鲍曼当然有许多个人的事情要做。除了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简单提到了他新的身份，但是随着他的庇护人的离去，惟一重视他的人已不在了。所有的权力现在都落在了在石勒苏益格苏尔施泰因州的那个新的国家首脑的手上。假如鲍曼能在邓尼茨知道希特勒已死的事实之前见到他，那么他至少还有些许的机会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但那只是一厢情愿，苏联人不会让戈培尔或鲍曼逃出他们的控制，而且任何和平的谈判也只能根据斯大林的要求进行。
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推迟突围的好借口，我们都是山穷水尽了。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而且在过去的两天里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急速地活动，其他人也是一样。我们在这种可怕的状态下，没有人的体力还能支撑着跑出去几百米。我们都接到命令要尽可能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