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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的理想是当一名兽医。但是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的父母虽然为他买了这么多宠物，还帮他饲养，却一点也不赞成他的这个理想。我至今都记得鲁迪的父亲如何激烈地反对他的想法。鲁迪的父亲加入了冲锋队，冲锋队俗称“褐衫队”。
当时在德国有大约50万人是褐衫队成员。冲锋队是在德国一战战败后发展起来的众多准军事力量之一，受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上尉领导，而且得到了纳粹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激烈反对犹太人，宣称要“为德国的革命事业”奉献力量。希特勒曾经试图将褐衫队完全纳入纳粹党，但是他很快就看到，罗姆的这个组织对希特勒自己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希特勒于是转而拉拢希姆莱的党卫军，党卫军曾经隶属于冲锋队，在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最终取代了冲锋队的地位。身着黑衫的党卫军最早是一支不到200人的希特勒私人卫兵队，在希姆莱的领导下，这支卫兵队迅速发展成纳粹帝国中的庞大组织，他们鼓吹“捍卫纳粹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化体现”，并且将该政权对其他种族的嘲弄转化为积极的行动。
鲁迪的父亲告诉他：“你最好呆在学校，学一门合适的手艺。”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想法，因为绝大多数蓝领工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高等教育，当时纳粹民族主义积极宣传打破阶级差异。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鲁迪的父亲大概已经预见到，那些身体不合格、肢体不健全和智力发展不完全的人都得不到继续深造的机会。或许，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将被送进专门机构。我们这些孩子对1935年开始执行的《遗传健康保护法》一无所知。但是身为冲锋队员的鲁迪的父亲，应该已经听说过这个法案，他觉得，鲁迪能够幸免于难的惟一途径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个手艺人。但是值得讽刺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就是一个瘸子。畸形的背部并不是具有破坏性的遗传疾病，但是一个高耸的驼背相当引人注目。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恶兆（3）
我的父母参加了“漂鸟运动”，这是一场回归大自然的运动，类似于登山联谊活动，是由一群爱国者发起的，希望藉此将欧洲的德国人团结起来。这场运动恢复了各种民间舞蹈的仪式和节日，大举庆祝夏至和冬至的到来，后来这场运动发展成20世纪20年代德国最盛大而浪漫的青年活动，吸引了未来的军备部长和希特勒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加入。早在希特勒式敬礼盛行德国之前，漂鸟运动的成员们就已经开始呼喊“嗨”来相互问候，“嗨”表示欢迎或欢呼。
这个组织的成员最初在德国境内徒步旅行，后来逐渐拓展到几个有德国人定居的欧洲国家。这个组织的年轻人和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国青年一样，将联络祖国以外的德国人作为一种使命，拓展文化交流并推行民族主义。由于几个世纪的移民，德国人在国外的定居地有些以前就是德国的属地，而另外一些定居地则散布于苏联、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和巴尔干半岛国家。我的父母拜访过罗马尼亚境内的撒克逊人和斯瓦比亚人，这两个民族的人早在12世纪就已经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两地定居。尽管这些在海外定居的德国人仍然保留了对德语、德国文化和习俗的坚持，但是他们对祖国的奉献精神和对民族主义的感情并不是像想像的那么明确。后来，许多海外定居的德国人也支持了希特勒的行动，借此来加强自己与德国的联系，他们把这种支持看作是一种荣誉和对传统的尊重。他们认为，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事实上，希姆莱在20世纪30年代解散了很多民间组织，并将其整合成像希特勒青年团那样的公开纳粹组织，漂鸟运动只是其中之一。希姆莱也逐渐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纳粹领导人之一。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1934年，在这一年，他打垮了罗姆的冲锋队，为党卫军成为第三帝国最主要的军事组织以及实行纳粹主义铺平了道路。1936年，希姆莱成为了国家警察部门盖世太保的头目，在国内法律实施方面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希姆莱最臭名昭著的行动，就在于让党卫军担负起将纳粹种族主义理论转变到实际行动上的使命，换句话说，就是除掉德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让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种族。他推行《种族法》和《遗传法》，这两项法律都旨在确保优秀种族的生息繁衍，并消灭所有劣等种族。自1933年希姆莱在达豪成立第一个集中营以来，他不断扩大了拘禁到集中营的人种范围。希姆莱声称，集中营所拘禁的“残废人”和“劣等人”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纳粹《种族法》和《遗传法》的英明。
我十分畏惧父亲。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父亲是家里最热情好客的一个人，但是单独和我在一起时，父亲就变得冷漠无情。他总是希望我无条件地听从他的命令，他不断给我灌输诚实的重要性，但是，我慢慢地发现，父亲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歪曲事实。
我的父亲不是一个高明的生意人，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追逐政治潮流的好处。父亲在备战时期加入了党卫军。根据纳粹政权新的种族教条，党卫军成员为了证明自己的资格，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有“纯正的”血统。种族主义在德国得到了普遍认可，并且很快演变成了民族主义。《纽伦堡法》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地位，只有德国人或者德国血统的人才能享有德国公民地位。第三帝国的目标之一就是鼓励对鲜血与祖国（纳粹口号）的意识。很快，确定自己的出身成为了德国人最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必须持有一份家谱记录卡。每个人都要根据所能获取的全部教堂和市政记录填写这份家谱记录卡。这份记录还必须得到官员签字确认，再盖上纳粹十字记号的印章。但是这套记录家谱的体系完全被滥用了，它的可靠性不取决于记录卡主人的祖先是谁，而是取决于记录卡的主人在纳粹党内认识谁。
我的父亲也下功夫追溯了家族的血统，不幸的是，父亲似乎忘记了一个略有不便的事实：他的母系血统不像他希望的那么“纯正”。家里每个人都知道，祖母是斯拉夫后裔（奇怪的是，慈祥的祖母却是家里北欧日尔曼民族外貌特征最明显的一个人）。我父亲的血统也值得推敲，他看上去并不像日尔曼民族的人，他的面貌特征非常像斯拉夫人，有着亚洲人似的颧骨，胡须不那么浓密，只在上唇上部和下巴上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根胡须。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认为，所有斯拉夫民族都是劣等民族。我的父亲也意识到了，可疑的血统是家庭的耻辱。事实上，我们家的血统比较混杂，甚至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血统。我们家的祖先中曾有人是都柏林的市长（他名叫丹尼尔·维博兰特，1599年出生在爱尔兰，他后来被教皇势力赶下台，于165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逝世），但是，父亲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当局相信我们家是“纯正的”雅利安人。
我的父亲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他具备过人的“社会大学”才智。父亲非常善于判断形势，并且对新的制度和人物加以利用。父亲加入党卫军不久以后，曾经问过我长大后想做什么人，我回答说“伐木工人”，片刻迟疑后，我又改口说，“或者，当个诗人。”
“诗人？”父亲轻蔑地反问我。他看着我的眼神让我羞愧不已，活像自己是个低级动物。
几天以后，我们家收到一封厚厚的挂号信。父亲告诉我，他为我的将来做了新的打算。他认为，如果我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从精神上和身体上接受严格的训练。父亲事先根本没有知会我，就自作主张地替我报名参加国民政治训练军事组织（NAPOLA）的考试。这个军事组织是一个新近成立的寄宿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的纳粹领导人。学员需要接受传统普鲁士士兵的培训课程，该学校的宗旨就是为希特勒的新帝国选择和培养年轻接班人。该学校的学籍被认为是跻身纳粹最高统治阶级行列的敲门砖。离我们家最近的一所NAPOLA坐落于萨克森和哈勒附近的蓝堡安德萨鲁。那份标志着绝对重要性的挂号信注明了我具备参加考试的资格，并且解释了入学考试的一些规定。事实上，入学考试需要花费整整一周的时间。每个参加考试的申请人都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