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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国防军士兵来收拾伤亡士兵，他们将受伤士兵和尸体重重地摔到马车上，就好像在扔沙丁鱼一样。我的意识一片模糊。出发前我们都戴上了滑雪帽，以便在深冬的雪地里掩护自己。我曾经给帽子起了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叫作“灵魂的帽子”。那些倒下的士兵是否因此能够升上天堂呢？
又一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打断了我的白日梦。“我的上帝啊，”我认识这个英俊的金发碧眼少年，他是我儿时的好友迪特·海因里希。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伤痕，但是他好像已经死了。
“迪特！”我的声音哽咽着，为了抑制住想哭的冲动，我紧紧地咬住了嘴唇。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不可以哭！我是一个士兵。
我心底的绝望之情无可言状。
接下来扔上来的一个士兵脸被炸掉了，只能从模糊的血肉中判断出那是被炸烂的鼻子。他的眼珠已经没了，眼眶中流出丝丝血水。我的恶心感加重了，终于在马车上忍不住吐了起来，脏东西落在我身边的两个战友身上，他们中的一个已经死掉了，另外一个还活着。
尽管眼前的情形非常令人作呕，但是我还是为自己的失控感到惊讶。虽然我们已经受过很多锻炼，但是我还是没有准备好接受战争那令人憎恨而且恐怖的冷酷性。我为自己的无助而感到手足无措，我觉得自己无法控制住局面，不仅控制不住局面，而且还是马车上惟一一个面对残肢断臂忍不住呕吐的人。
马车上没有毯子可以裹住那几具血淋淋的头，我面朝下躺在煤灰里，不停地咳嗽和呕吐。最后，大概有10～12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而且其中至少有5个已经死了。除了迪特，另外两个似乎没有生还的迹象，他们身上没有伤处，但是面部肌肉已经僵硬了。
现在，我的胃因为呕吐已经彻底空了，这时我已经不那么恶心了，但是仍然控制不住神经，我的身体在颤抖。无论多远处传来的枪声，都能吓我一跳。受伤的士兵被送到当地的客栈，那里已经被临时改建成急救所，死亡的士兵在确定身份后被运到墓地埋掉。
迪特死了，一路上我对着迪特的尸体不断重复着“再见”。
再见？
在哪里再见呢？
迪特的死惟一能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他死前没有受太多的折磨。在天堂里，这些死者的伤口会复原吗？
那个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死者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恐怖的场面，据说，他死之前正预备投出一枚手榴弹，但是略微迟疑了一下，结果手榴弹在他脸上炸开了花。有人甚至说：“这就是懦夫的下场！”不过，我并不相信。
我后来听说，苏联人发射的是冲击燃烧弹，我宁可相信，他的脸是被这种冲击燃烧弹炸烂的。
我又惊又怕，死亡比我的想像更可怖而且离我更近，我觉得自己落入了恐惧的深渊中。我的一个战友后来告诉我，我当时看起来毫无生气，但是他看到我手臂的肌肉在抽搐，而且我还在呼吸。当时他很怀疑我是否还活着。
我躺在客栈的地板上，已经没有气力呻吟或者抱怨，但是我能感到身体的痛楚，也意识到周围有很多呻吟的人。我控制不住自己发抖的身体，地板很冰冷，一开始没有毛毯，没有任何保暖的东西可以减缓我们的痛苦。客栈里甚至没有任何止痛药，能够提供的只有装在杯子里的水，有人绝望地喊着救命。
客栈的人告诉我们，医生很快就来了，但是，他一直没赶到。
我们被装上一辆铺着稻草的卡车，转移到一家大的急救医院。那时，我的腿已经僵硬了，而且变青了。有人说，我可能不得不做截肢手术。我们到达了那家大的急救医院，这里条件稍为好些，有一点药，不过仍然没有医生，麻醉剂也用完了。我还记得，当他们为我清理伤口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为了让我不尖叫起来，负责清理伤口的医护人员把皮带塞到我嘴里，他说：“如果觉得疼，你就咬皮带吧！”
一个伤员为我点燃了一支烟，我抽了几口，觉得伤口好像不那么痛了。因为咬住皮带，我的嘴唇有些破了，于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烟，直到最后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旁人告诉我，医护人员拿走了我最后一支烟。如果当时那支烟掉进草垛里，可能我早就被烧死了，那人还数了数我扔在地上的烟头，我一共抽了17支烟。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第一滴血（5）
那个帮我点烟的伤员只是上臂受了点轻伤，他是一个机灵的家伙，爱小偷小摸。他后来甚至为我搞到些荷兰产杜松子酒，我抱着酒瓶就开始喝，酒大大减轻了我的痛楚。这酒相当烈，我的喉咙似乎烧着了，但是我还是吞了几大口酒。然后，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酒精和尼古丁的混合作用似乎削弱了伤口那绵绵无尽的疼痛。
好多天来，我头一次读到了报纸，那是一份《西里西亚日报》。我还清楚地记得，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粗体字通告：现在，不仅是逃跑者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就连行动中不遵守命令的士兵也会被处以极刑。
这份报纸还引用了希特勒最近一次演讲的部分内容，在演讲中再次强调了他的信念，他认为是上帝的保佑，让他逃过了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因此，他将带领德国获得胜利。他鼓励所有德国人，加强抵抗的决心，坚定地完成各自的使命。
希特勒又一次在显著位置提出：每一个有战斗力的德国人都要投入战斗，只有这样，伟大的德国才能取得决胜。我现在躺在一堆伤员中，之前已经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希特勒的演说中，他提到，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人。尽管我当时知道，苏军距离柏林只有几百公里远，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到战争的总体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
报上另外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克勒敦托弗是附近的一个村子，我们家以前就住在那附近，当地有个用甘蔗榨糖的糖浆厂。我的父母认识糖浆厂的厂长和当地的纳粹党官员（其中包括该选区的政党候选人保罗·格鲁克尔）。我惊讶地了解到，格鲁克尔被处死了。据报纸新闻报道，他不仅没有组织村里的男人进行抵抗，反而逃离了克勒敦托弗。他后来被搜出来，当场被打死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被处死了，我又开始发抖了。
报纸上还登了一系列关于死刑的报道，这无疑能够震慑那些企图退缩的人。除了格鲁克尔，我并不认识其他被处死的人，但是我也注意到，在处死的人中，并非只有格鲁克尔才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希特勒曾经的追随者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却背叛了他，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一件事啊。现在最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地为扭转战争局势而战斗。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警戒措施坚定了我的决心。
几天以后，一趟火车来送我们去德累斯顿。当时的德累斯顿城已经成为了收容伤兵的“大医院”，在空袭不断的时期，这里相对要安全些。我们开始放心了，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安心养伤了。那些修女还留在原地，我在救护站结识的战友也留下了，他的伤不严重，不需要做手术，用不了一周时间就能痊愈，他还得再次回到前线参加战斗。
我们中只有不到30人被转移到后方，随行的有一个初级战地医生和三四个年长的医护人员。当然，留下来的还有那些死亡的战友和奄奄一息的伤员。我们离开的这批人怀揣着一丝希望。德累斯顿有“德国的佛罗伦萨”之称，我对这座城市最早的记忆是在孩提时代，我曾经搭乘火车到那里旅行过两三次。我曾经在德累斯顿过个一个周末，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德累斯顿的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都被征用做了临时急救医院，数以千计的难民聚集在这里。在2月13日和14日盟军的连续空袭轰炸中，炸弹引起的大火包围了整座城市，至少杀死了3万名无辜市民。盟军对德累斯顿城的连续疯狂轰炸载入了史册，成为了盟军对德国复仇行动的见证。
2月13日和14日对莱曼家族来说却是值得纪念的幸存日。我们差点也葬身德累斯顿城的火海中了，值得幸庆的是，我们一家子都逃过了这一劫。轰炸开始前，我本来是在德累斯顿城养伤，正在中央火车站候车，等待搭乘军事医院的列车，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