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是根据阿尔敏·迪·莱曼（Armin D。 Lehmann）的生平写成的一本书，书中记叙了他在法西斯德国成长、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与苏军作战，以及二战结束前夕在柏林大臣花园地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地堡生活的日子。莱曼的叙述引人入胜，透过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回顾了纳粹政权的兴起及其后必然的灭亡。这双少年的眼睛，曾被纳粹虚幻的权力和荣耀所迷惑；曾目睹纳粹的种种兽行，却未能质疑其正义性；在希特勒帝国土崩瓦解之时，面对真相却茫然不知。直到希特勒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莱曼才恍然大悟，才看清外面的世界，才猛然醒悟自己的童年时光已经悄然流逝。
莱曼在西里西亚长大，就读于布雷斯劳的学校，父亲在纳粹党卫军任职。莱曼后来被带到柏林，担任希特勒青年团头目亚瑟·阿克斯曼（Arthur Axmann）的信差。命运之手就这样改变了莱曼的一生。也许，在德国以外的地方，阿克斯曼并不出名，但实际上他是二战后期纳粹组织中的关键人物，是希特勒后期最亲密的心腹。阿克斯曼曾表示将不惜牺牲所有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性命去捍卫“元首”和帝国，他也因此被希特勒吸收到核心集团中。
在地堡的最后岁月里，莱曼担任了阿克斯曼的信差，希特勒就是在这个地堡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这段经历让16岁的莱曼得以接触到一些纳粹集团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其中当然也包括希特勒本人。当希特勒的末日审判逼近的时候，莱曼就在阿克斯曼身边。阿克斯曼曾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起爱娃·勃劳恩（Eva Braun）在地堡遇到了莱曼，对这位少年信差的献身精神印象深刻。
莱曼曾经是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但后来，他对纳粹对人的身体和精神施加的种种暴行感到震撼，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了和平主义者。莱曼的回忆录《希特勒最后的信差》剖析了自己在一个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家庭中的成长经历。莱曼自己也承认，这种尝试很艰难，而且他的记忆也并非很完整，与历史记载也有出入。我已经尽量考证了书中的记载，但有时历史纪录晦涩难懂。《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是根据莱曼的回忆录改编的，该书节取了莱曼早年的故事以及一些关于地堡的历史记录。
译者前言
阿尔敏·迪·莱曼，在德国西里西亚长大，父亲在纳粹党卫军任职。后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二战结束前夕被选送进了德国元首府的地堡，担任了希特勒的信差，接触到了希特勒纳粹集团中一些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物。1945年二战结束后，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因年龄太小，被免于起诉。1948年， 成了一位记者和旅行作家。1967年，加入美国国籍，1969年获得美国社会活动家奖。莱曼曾出版过回忆录《希特勒最后的信差》，剖析了自己在一个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家庭中的成长经历。
蒂姆·卡罗尔，是一家全国性报纸的记者、电视制作人，现居伦敦。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用第一人称的手法，通过一双天真的眼睛，将希特勒最后龟缩在地堡中一段日子的恶行和最终的结局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纳粹的罪恶和暴行跃然纸上，它无情地吞噬了无数珍贵的生命，无数和作者一样的青少年被欺骗被愚弄而横尸沙场，成了牺牲品。这本《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就是莱曼亲眼见证纳粹垮台的实录，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见证了希特勒末日的全过程和他必然灭亡的下场。书中也记载了莱曼是如何一步步认识到了纳粹的罪恶并开始记录下事实真相。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恶兆（1）
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们家还住在慕尼黑郊外的沃尔德鲁德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办的养鸡场挨得很近。希姆莱原本只是个肥料推销员，后来爬到了党卫军秘密警察头子的位置。在1927年时，他娶了玛格莉特，并办了这个养鸡场，随后定居下来。希姆莱并不擅长养殖家禽，和他后来在组织人手大肆屠杀犹太人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才能”相比，他的养鸡手段实在是很一般。不过，这个养鸡场后来曾一度被纳粹党徒们奉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圣地”（希姆莱曾在党卫队内部搞“人种培育场”，让党卫队男人与日耳曼女人结合，以保证日耳曼民族的血统纯正性，好培育出优秀的日耳曼精英）。希姆莱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沉迷于神秘主义、玄学、超能力等各种唯心理论，他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星卜算。 他的妻子玛格莉特也是一样。沃尔德鲁德林有一家面包店，一个自称有超能力的人经常在那儿为人预测未来。生我之前，我母亲有一次去找这位“高人”算命，想测一下我是男是女，正好遇上了希姆莱夫人。母亲除了想测一下我是男是女外，和希姆莱夫人一样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假如阿道夫·希特勒执政，德国会不会繁荣昌盛。预言家告诉母亲，我可能是个女孩。这让她非常失望，因为母亲知道父亲肯定希望头一胎是个儿子。预言家还说，如果希特勒执政，希姆莱和莱曼家族都将兴旺发达，而且德国也会繁荣昌盛上千年。这个预言让两个女人大受鼓舞。几个星期后，1928年5月23日那天，我出生了，母亲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我是一个健康男婴的事实证明了第一个预言不灵验。我不知道，生了男孩的喜讯能不能减轻他们对第二个预言也无法灵验的担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当时我只有4岁，对第三帝国以前的德国知之甚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几乎充斥了我童年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出生在慕尼黑，这里是纳粹党的发源地。不过，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西里西亚静谧的乡村里。在今天看来，我住的地方离柏林并不远，但在当时，这两个地方却有天壤之别，相差之大有如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之上。我们住在森林中的老房子里，我们的见识和100多年前的乡下人相差无几。直到我父亲加入了希姆莱率领的纳粹党卫军后，我们家才搬到布雷斯劳城里。父亲为德意志帝国电台工作，这个电台是约瑟夫·戈培尔重要的宣传机构之一。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我最初的快乐记忆都是关于乡村和森林。我的童年时光就像格林童话一样美好。我有3个姐姐安吉（Anje）、奥娣（Ute）和多尔特（Dorte）； 我很爱她们，后来我又有了2个小弟弟乌尔夫（Wulf）和乌尔里希（Ulrich），1个小妹妹安吉拉（Angela）。纳粹党积极鼓励德国女性多生孩子，为帝国生儿育女被视为一种爱国行动，国家出台了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奖励措施，生孩子多的家庭还能得到特别徽章。我母亲就曾得到过一个圣母十字架，而且，作为对她的奖励，帝国还专门为我们家指派了一个保姆，帮助母亲带孩子。我祖父与马丁·鲍曼（后来的纳粹党秘密警察头子）的妻子娘家是朋友。鲍曼太太生了10个孩子，最大一个孩子也起名叫阿道夫，与他的教父希特勒同名。每当祖父想到葛达成人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儿育女上，他总是会说：“这可怜的女人”。
有一阵子，我们家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堡里，周围数公里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这个城堡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高墙围绕的带庭院的庄园。不过，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这所房子实际上属于一个在外任职的军官，我们只是暂时借住而已。后来，我们搬到森林里更远的地方。我早年记忆最多的事就是和母亲一道摘浆果，或是和我最喜欢的狗索妮娅——一只瘦瘦的红棕色爱尔兰塞特种猎狗——一起在林中散步。我们家还有两只波音达猎狗； 叫做托尔和托勒夫。
有一阵，我甚至养了一只宠物鹿。它在某个下午出现在我们家院子里。我先是听到一阵柔和的铃声，于是跑到窗口往外看，一眼就看到了它——头上长着长长鹿角的雄鹿。铃声是挂在它脖子上的一个金黄色项圈上的铃铛发出来的。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我从未如此近地看到过一头活鹿，而且还是在我们家院子里！而且它还带着一只金色的项圈！我走到屋外，雄鹿安静地注视着我，它没有跑开。我伸出手抚摸它。后来这头鹿成了我的宠物，甚至我们家的狗都不驱赶它。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从那以后，这头鹿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