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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亨利的小说《警察和赞美诗》就是这种出其不意的情境逆转的一个范例。那个想使自己被捕的流浪汉，只是在他改变了主意后，才被抓起来；在一般能使人进监狱的原因都没能奏效以后，他却因聆听教堂里的音乐而横遭逮捕。
另一种我尚未谈及的手法虽然极为有效，却没得到适当的运用。你已经见到，没有内在趣味的事件，通过与其它事件结合，能够获得合成的趣味。通过使之富有意义，也可以给事件以合成的趣味。一件本身平淡无奇而毫无意义的事情，可以因其意味深长和富于象征而变得有意义而引人注目。斯蒂尔在《地狱上冻的时候》这篇小说里，让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手捅进碱水锅里，以此象征她承认了自己对丈夫的不忠。在《灯光信号》中，伯克让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扯下了窗帘；这本是一个意义不大的行动，但由于它是向警察报告屋里藏有逃犯的信号，就变得事关紧要了。在《星期六晚班邮件》这篇小说开头，一位姑娘对继父开玩笑说，她能控制情感的骚动，如果她真的闹恋爱了，她就一定要给西里尔打个电报了。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对要他喝一杯的邀请回答说“谢谢你，我不喝酒”时，没什么更多的含义；可是，如果它是同酗酒行为做斗争的成果，那就有意思了。用来获得趣味的第十种手法，包括要具有象征性或有意义的行动这两方面。
你会十分感兴趣地发现，由于运用了上述种种手法，小说变得趣味横生。阅读别人的小说时，通过确定在哪一点上你因感到乏味而跳过不看，你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通常你会发现，你去读两个人物之间冲突的场面，蛮有兴味；可是，如果场面结尾处没有预示情节里的一个危局，你的兴趣就会低落。照这个路子，你将亲眼看到，小说场面由于有所意味而变得趣味盎然。经过分析认识到这一点后，你的任务就是创造性地实现它。小说对你来说将不再是唾手可成的了。非同寻常的条件也许存在，但它自己不能构成故事情境。你的任务是选择或创造有重大意义的主要故事情境。你先要把它具体化为小说人物要去完成的某件事，或是小说人物要去决定的某件事。如果这样提出的叙述问题本身是平淡无味的，那就设法使许多问题要由它而定，使它对于小说人物来说是重要的；最好使它既重要，又非同寻常，并以此使它富有趣味。一旦抓住这一要点，前进道路就会豁然开朗；在没抓住它之前，一切却只是混沌一团。这并非轻而易举的事。
创作的熟练只能来自实践。对许多人来说，构思是轻而易举的；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永远不会精于构思。他们靠的只能是描述，而描述也并不那么容易。描述需要负出的劳动令人感到厌倦不堪。许多人为此而嫌恶它。可是，不能就此放弃努力。许多人发现自己的肌肉因从事体育活动而酸胀不堪；而肌肉越是酸胀，就越说明你需要锻炼。想象力的训练也不例外。想象力和自然界万物一样，要靠喂养才能成长。你们中间多数人会发现，构思过程中创造性的一面开始时是困难的；但会变得愈来愈容易的。你要始终目标明确，抓住读者兴趣并保持下来。在试图做到这一点时，你是在和许许多多的人竞争；读者却有充分的选择余地。除非你的小说吸引了他，否则他不会去读的；如果感到乏味，他会就此为止了。请记住，“索然无味是得不到回报的”。
第四十九篇 注意倾听
倾听你周围的声音，倾听你自己的心灵，并且，倾听批评，尤其是编辑们一直对你提出的批评。
维姬。格罗夫
今天我听到一个极好的消息。我的编辑打电话来，说我的第6本书已经被通过，准备出版了。晚上跑步的时候，我回味着这个胜利，不时地笑笑，不时地冲着空中擂擂拳头。此时，我不由地想起一个名叫斯蒂芬的男孩。多年以前，在艾德科城镇小学五年级的班上，他是我的同桌。爱德科克小姐吩咐斯蒂芬和我坐在后排做邻桌，因为我们都是初来乍到，两个人的名字又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头，我害羞，他口吃。
刚开始，没人知道斯蒂芬口吃，因为他从不说话。进学校大概一个礼拜以后，爱德科克小姐在黑板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可她把它写成了斯蒂文。斯蒂芬举起手在空中拼命地挥动，然后跳了起来。“是是是斯蒂芬！”班上爆发出大笑。尽管我的一生中有幸遇到过许多位充满爱心、感知能力强的老师，我仍得抱歉地说爱德科克小姐不是其中的一位，她也笑了起来。
这件事以后，斯蒂芬不再开口讲话了。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件让我非常吃惊的事情。他衬衫上的衣袋在活动！他见我瞪着他，就把数学书撑在课桌上。两个人避开了爱德科克小姐的视线。他向我倾过身来，微微笑着，小心地解开衣袋的钮扣。哇！里面有一只小小的棕色青蛙，还有一张干净舒适的小草床。
10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家将又一次搬迁，最后一周我是在爱德科克小姐的班上度过的。她决定强迫斯蒂芬开口，所以叫他朗读历史课本中的章节。
他站起来了，脖子涨得通红。他打开书，直直地俯视着书页。几个孩子用手捂住嘴，作好了发笑的准备。
“西…西…蝎…宪……”
笑声轰地响了起来。斯蒂芬啪地合上书，跌跌撞撞地向前冲去，想逃出教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室的墙上挂着一册镶边的《宪法》，想用这种方式提示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但斯蒂芬没能够走出门去，他被前排的课桌绊住了，摔倒在地上。爱德科克小姐把他领到护士的办公室。他回家了，左腿严重骨折。
一周后，我离校了，从此再没见过他。今天被我的出版人接受的书稿叫作《水晶花园》。那是3年前，我到附近一所学校采访，与一群六年级的学生交谈后写的。
有个叫爱丽莎的女孩，有着一头深棕色的头发，她用紫色的发带把它们束在脑后。她从争着说话的孩子堆里挤到我面前，忧愁地说道：“去年烟花厂爆炸的时候，我父亲死了。”
我像被人重重地击了一拳。
“噢，我很难过，”我低声说，并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腕。
“他们没有给我们打电话，”她严肃地说，“他们不能给我们打电话！”在别的孩子鼓励她继续说的时候，她重复了一句。
铃声响了，人群向四处散开。我找到了阅读教师，向她描绘了那个小姑娘。“爱丽莎”，她说，“是的，她的父亲去世了。”
“可她说，她不断地重复，他们不能给她打电话。为什么？”
“我听说，事故后他们跟家里人联系不上，他们家很穷，电话又被切断了，这很可能就是她的意思。”
从另一位教师那里，我得到了稍多一点的信息。爱丽莎的父亲在医院里弥留了几个小时，在爱丽莎去看他之前去世了。
《水晶花园》写的是爱丽莎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愤怒直接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存在着以收人划分的等级，如果你身处一个错误的等级，生活有时会无法想象地难以忍受。这也是去年春天，我见到的一幅油画背后隐藏的故事。这幅画挂在堪萨斯一个市区内小学的厅道里，作者是位名叫凯夏的二年级学生。可爱的画面上，两个小孩正在荡秋千，满脸幸福的微笑。头上是一轮大大的、微笑的太阳。这幅画叫作《我最幸福的日子》，画面下方的一块纸牌儿上，打印着这样的话：“这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我和拉冯达在操场上。那天晚上，她妈妈的男朋友用一支枪打她，她流血太多，死了。除了我，没有一个人关心她，我对这件事没有一点办法。”
我是一名为年轻读者写作的作家。所以，我要写《水晶花园》，尽管我想把它写好，并且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但我错了。
我把书稿送给我的出版人，寄回来的稿子上贴满了黄色的评注。几位编辑从诸多重要的方面提出了批评，包括可怕的见解，说有的读者觉得斯蒂芬、爱丽莎、凯夏等人“冷漠无情”，“焦躁不安”。
我把书稿搁置了一两个星期，直到心里的痛苦慢慢减退。这时我能更清晰地思考了，我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