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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文使用的分析方法：话语文体学
话语文体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采用话语分析、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会话，注重人物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申丹（2000）概述了话语文体学的几种常用分析模式（参见Toolan，1990），其中尤以言语行为理论、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Levison的礼貌原则以及伯明翰大学的“话步”理论等常用模式最具代表性。通过将这些会话分析的方法使用到对话分析中，建立一个由个人话语（personal utterance）到双方交流（interactive exchange），再到交流话语群（exchange groups）的分析流程，其中既包括分析个人话语中表现的静态的人物性格和社会关系，也包括体现在话语群中的人物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动态过程。本文的分析证实，克里斯蒂对于对话的大量运用有其特殊的用意，并且达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第三章 克里斯蒂小说中对话的功能及其艺术效果分析
侦探文学可说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场智力游戏，作者既肩负着向读者公平地展示各种线索和在智力游戏中胜过读者的任务，又面临着如何不露痕迹地对读者隐瞒重要情节或诱导读者注意不重要情节的困境。克里斯蒂正是把人物对话作为最有效的表述工具来做到这一点的。
第一节 利用对话介绍故事背景
文学作家利用对话来介绍故事背景的写作技巧是常见的，但克里斯蒂使用这种技巧的情况。首先，故事背景在侦探小说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关于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还很可能提示读者罪犯作案的动机。克里斯蒂利用两个人物间的对话来交待故事背景，而不是用“全知的第三者叙述”的形式来介绍背景，这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一是使读者了解案件背景，二是隐瞒重要线索。例如，在克里斯蒂最著名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作者用第一部分的第八章节来展现侦探波洛和鲍克先生之间的对话：
“你还记不记得读过有关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孩文章吗？他就是杀害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那个人凯赛梯。”
“现在我想起来了。一桩震惊世界的事件虽然细节我想不起来了。”
“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国人…一位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他是半个美国人，因为他的母亲是华尔街百万富翁韦。克。范德霍德的女儿。他自己娶了琳达。阿登的女儿为妻。琳达。阿登是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美国悲剧演员。他们住在美国，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他们宠如掌上明珠。在她三岁那年，她突然被拐骗走了。拐骗者需要一大笔几乎无法办到的钱，作为放回她的赎金。我不想拿这件事以后的全部错综复杂的细节，来让你听得发腻。我要讲的主要是，在交付了二十万美元这一大笔赎金后，竟然发现了女孩的尸体，她死去已有两个多星期了。公众的义愤达到了爆炸点。接下去还有更糟糕的事。当时，阿姆斯特朗夫人正怀着另一个孩子。在受了这一刺激之后，她早产了，生下一个死胎儿，自己也死去。而她的悲伤过度的丈夫也开枪自杀了。”
“我的天呀！多惨啊。我现在想起来了。”鲍克先生说，“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死了一个吧？”
“是的…还有一个法国的或者是瑞士的保姆。警察当局认为她了解某些罪行情况。他们不顾她的歇斯底里地否认。最后，在绝望之余，这个可怜的姑娘跳窗自杀了。事后证实，在这一罪行中，她没有任何同谋关系，完全是无辜的。”
“这我想起来就不舒服。”鲍克先生说。
“大约六个月以后，这个凯赛梯，作为拐骗儿童集团的头子被逮捕了。他们过去一直使用这样的手段：一旦警察当局似乎有可能发现他们的踪迹，他们就弄死拐来的孩子，埋掉尸体，然后继续敲诈尽可能多的钱，直到案发。”
“好吧，我来给你讲清楚这件事，我的朋友。凯赛梯就是此人！可是依靠他积起来的大量钱财，以及通过各种人的秘密疏通，利用法律上的某些不严密，他竟被宣判无罪。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可能被公众私刑处死，公众是决不会善良到让他轻易漏网的。现在，我认为发生的事情很清楚。他改姓换名，并且离开了美国。打那以后，他就成了一位悠闲自在的绅士，在国外旅行，靠他的利息收入生活。”
从话语文体学的角度分析这段对话，我们就能发现比字面意义更为深刻的内涵。首先，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鲍克先生在对话中多用间接言语行为的方式表现他和波洛之间亲切平等的朋友关系。波洛的陈述行为不仅向鲍克先生叙述案件背景，还同时在向读者交待人物身份。从合作原则的角度来看，克里斯蒂虽然要鲍克先生对于绑架案件有所了解，但又安排他对于细节的追问，使得波洛有机会向读者介绍人物背景。波洛遵守了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原则，可是违反了数量原则，提供了整个案件比较详细的描述，其目的与其说是向鲍克先生提供细节，不如说是向读者介绍背景。更重要的是，由于是通过波洛之口来讲述，由于他本人对于情况的了解有限，作者很轻松地隐瞒了很多与此案件有关的人物，从而使读者不可能想到在快车谋杀案中直接涉及到的人员达12人之多。
第二节 利用对话误导读者
克里斯蒂的写作技巧不仅在于峰峦迭起的情节设计，也在于她笔下人物的对话都是巧妙的暗示和伏笔，使读者若有所悟又难以准确把握。而棋高一招的侦探波洛总是能很快找到嫌疑人话语中的漏洞。其实利用会话原则和礼貌原则的理论进行分析的话，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大多数读者，因为不能对文中对话进行正确的分析，要么失去找到线索的机会，要么受到误导，与真正的解答南辕北辙。同样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听到一位保守的英国上校和一位英国家庭女教师之间的两次对话，引起了他的思索：
第一次：新进来的人对姑娘略微点了点头。
“你好，德贝汉小姐。”
“早上好，阿巴思诺特上校。”上校站着，一只手放在她对面的椅子上。
“有妨碍么？”
“当然没有。请坐。”
第二次：阿巴思诺特正在说话。
“玛丽…”姑娘打断了他。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等事情全部结束。等那事情过去之后那时候”
波洛先生谨慎地避开了。他感到奇怪。波洛注意到两人在同一天内先后进行的两次对话中，不同的称呼语显示了截然不同的亲疏关系。对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人来说，这种关系的变化在短时间之内出现是很困难的，因此也就使他对双方的真实关系和动机产生了疑惑。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次对话中，姑娘同时违反了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显示出情况的急迫，用语的模糊又给读者制造了悬念。同样的谜题摆在了读者和波洛面前，他们到底有什么秘密，这次对话巧妙地吸引同时也误导了读者，在惨案发生后，读者很快把怀疑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从而错过了正确的答案。
第三节 利用对话制造悬念吸引读者
无庸讳言，侦探小说作为悬念推理类的通俗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娱乐大众。克里斯蒂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就是因为她能利用悬念紧紧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带给他们艺术的享受。为了做到这一点，克里斯蒂很注意在对话中暗含悬念。上面这个例子中，姑娘慌乱中没有说完的句子一定使得读者心存好奇而不忍释卷。这样的手法在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屡见不鲜，甚至在同一部小说中也会多次使用。例如，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当俄罗斯公主听到波洛的大名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先生，请原谅。”她说。“请教先生大名？你这人好面熟。”
“夫人，我叫赫卡尔。波洛…有什么吩咐？”
她沉默片刻，接着说：“赫卡尔。波洛，”她说，“啊，想起来了，这是命中注定。”
她走了。身子挺得很直，但步履有点艰难。
“是位贵妇人。”鲍克先生说，“朋友，你觉得她怎么样？”
赫卡尔。波洛只是摇摇头。
“我正在捉摸，”他说，“她说‘命中注定’，这是什么意思？”
和波洛同样迷惑的读者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位公主在对话中违反了关联原则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种好奇当然就会引导读者继续阅读下去了。
第四节 用对话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