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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不要说了，这些具体的法律问题我们都说不清，再讨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是都承认法院的权威么？那我们就听候法院的裁决吧。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当然主要是事实来向法庭陈述。”
“好吧，看来确实也没什么好的了。”于德利叹口气，“你们坚持对打官司是么？”女同志看了眼何必：“是的，这也是老何的意思。”
“那就打吧。”于德利道，“我想法院在裁决时也不会不考虑到我们的这件事中的情由和态度——我们等于是自动中止了侵权。”“可是你们没证据。”女同志道，“我们没见到任何文字的东西可以证明你们是自动中止的。”
“证据不仅指物证，证人证言怎样也是证据。”
“可民事审判只看同果，不考虑主观意图是故意。”
“这是你说的？”“不不，”女同志有点不好意思，“我听我们这儿一个念过法律对同事说的。”“难道非得打官司么？”牛大姐恳求道，“我们之间就不能调解解决？就是到了法院，我想法院，我想法院也会先进行调解。”“可以调解。”何必昂着脸插话，“但首先你得承认侵权，与其次再开陪礼道歉，然后就是赔偿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
牛大姐：“如果我们真算侵权，我们当然可以道歉。”
女同志“老实说，你们确实侵权了，到哪个法庭你也不会胜诉，这官司我们是赢定了！”
“我想问问，”李东宝道，如果我们承认侵权，你们算要多少赔偿？”何必亮出一巴掌：“五——万”
“你疯了吧？张嘴就来。”于德利冲他嚷，“你凭什么要五万？”何必冷笑：“那就请便。”
牛大姐急了：“这不是敲竹杠！”
戈玲站起来：“牛大姐，没什么好谈的了，我们走。我相信，他这种无理要求任何人民法庭都不能予以主张！”
“你就等着瞧吧——小妞！”何必冲戈玲伸出一个手指头威胁道。
九
一千人出了《大众生活》的编辑部，个个心情沉重，谁也懒得再说什么了。晚上，几个年轻人聚在李东宝家边喝酒边看电视。
李大妈端着一盘炒鸡蛋送上桌，殷勤对于、戈：“你们俩放开量喝，走不了就住这儿。”
于德利说：“没少喝，这一瓶多半是我喝的。”
戈玲脸早红了，痴痴地笑着：“大妈，我都不行了，头都有点晕了。”“没事，你有量。”李大妈笑道，“再喝，喝完大妈陪你们搓几圈。”戈玲拿起酒瓶：“大妈，我给您倒一杯。”
“等我先把电视关了，你们也不看，怪吵的。”
“别别，大妈，千万别关。”于德利说，“我们这儿就是看电视呢，今儿‘新闻联播’有我们。”
“有你们？”大妈问于德利，“你们是开会还是义务栽树了？”“您看着瞧吧，到时候准吓您一跳。”李东宝说。
大家边喝边瞅电视。“也该到了，”李东宝说，“都报画展了。”
电视画画换成了外国的大街和金发碧眼的白。
“没有哇！”于德利叫，“这都国际新闻了。”
李东宝松了口气：“我就猜着没有。中央电视台。那是什么地方？党政府的喉舌，不是何必他们家私人的！噢，想报什么就报什么？屁大的事——谁关心呀！”
戈玲也来了兴致：“就是，何况这事也不怪咱他，姓何的纯粹是虚张声势。”李东宝斟满各人的酒杯，率先端起：“干，干了这杯！我也想开了，咱这事到哪儿都讲得出理，打官司也不，法院他得考虑咱这具体情况。”“你放心。”于德利喝了杯中酒，絮絮叨叨说：“咱这社会主义比资本不同在哪儿了，是人情味儿浓。法院怎么啦？法院里也是人。判刑还有民愤这一条呢？”
“回头我就去找律师，把咱这理儿说得透透的，凭什么不原谅咱们？罪犯还给出路呢。”
戈玲摇摇晃一把抓住东宝的手：“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出庭。咱们一个慷慨激昂，一个委屈万分……必要时我就泪如雨下。”“我也眼圈发红，神态坚强，声音发颤。”李东宝沉溺在想像之中。李大妈首先被儿子打动了：“大妈也不知道你们到底犯了什么事，有多大罪过，但就你刚才，这一席话，大妈不是法官听着心里都发酸。我就算够不能容人的了，那法官的肚量还能不如我？”“宰相肚里能撑船，法官肚里怎么也够骑几圈自行车的！”于德利断言。
十
就不《大众生活》紧锣密鼓来准备起诉，《人间指南》这边也周密布置，提前发动作者去法院找关系的当口，主编老陈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回来了。
老陈上班那天的编辑部的，一帮人都很紧张，不知该如何对老陈汇报这桩倒霉事。瞒也瞒不过，李东宝打了，他出挺法院都不准许，非得法人代表老陈去应诉。可怜老陈五十多岁的人刚遭了丧母之痛，又稀哩糊涂地了被告。
老陈进门时，大家都用同情，揪心的目光注视他。
据说老陈是孝子，可脸上并无丝毫忧戚之色，还给大家带了些家乡特产“孝感麻糖”在编在编辑部里分发。
互道了平安后，大家各自散开工作。牛大姐在大家目光的鼓励和督促下，一横心站起来，走进主编室。
牛大姐给陈主编汇报事情始末时，陈主编一直在上上下下找他的一支圆珠笔。牛大姐几次停下来，他又说：“往下说。”
牛大姐讲完了事情的全部过后陈社编表情毫无变化，看不出情绪有任何波动，只是说：“知道了，你回去吧。”
牛姐在为自己没说清楚，老陈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再次强调，“人方面要告我们的。”
老陈仍无反应，终于我到了那支圆珠笔，窃自安慰，看眼牛大眼：“谁要告我们？”
“何必，他们编辑部的社任。”“他说了不算吧？”老陈慢悠悠地说。
怎么不算？他是负责，话说得很难听对我们凶得很。”
“让他凶去。”老陈不以为意。
牛大姐为老陈的态度因迷惑：“您认识他？”
“见过。”老陈回答，“不熟。”
“那您可千万留神，这个人很不好说话。”
“我跟他说什么？”老陈道。“他有没有上级呵？这个事儿你不要管了为下午我给胡老打个电话讲一下就是了。他对你们凶对胡老也凶么？”陈主编挥挥手让牛大姐去了。平时若是陈主编如此，牛大姐出来还要发发骚，背地里和陈主编出比资历。此次出来，禁不住一脸喜色，一身轻松。
大家围上去向她打听陈主编的态度。牛大姐一脸严肃地对大家说：“都回去工作，这件事就不要再议论了，领导会妥善解决的。”再问，翻来去还是这些话，搞得大家既不满又好奇。
还是两个小时之后，牛大姐忍不住主动跟大家说了，还加入了许多添油加醋的渲染。
“那个胡老和我们老陈有师生之谊，在‘华北革大’时老陈是老最得意的弟子。文化革命时他一起挨过斗，老陈对胡老一点没揭发，至今亲密无间。我们出版社的二编钉的那个小胡你们知道吧？就是胡老的儿媳，老陈一手把她调进来的。《大众生活》胡老讲话那是一言九鼎，何必算什么东西！还不是看胡老眼色行事的小力笨儿。”
也不知胡老陈主编的关系是不是真如牛某人所说，不过这事从此确实没了下文，《大众生活》再未打过电话质询，法院无传票送达。有干开某寿星作家的祝诞大会，编辑部的还和何必等人狭路相逢，何必只是反脸不理人，但只字未提官司的事。
三个月后，《大众生活》的那位姓被女同志打来电话，李东宝接的。女同志在电话里一本正经地对李东宝说：“经我们研究，考虑到你们的态度，并考虑同行的关系，我们决定不起诉你们了。但希望你们《人民日报》上登一个启事。以示道歉。”
牛大姐道：“不要理她，她们决定不起诉了？起诉得了么？于《人民日报》上道歉？想得美！”
隔几，女同志又打电话来，还是希望《人民日报》道歉。
牛大姐接了电话，不客气地拒绝了她：“我们没有这个义务！在这件事上，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遭了牛大姐抢白，女同志不敢再打电话找出牛大姐，只是三番五次地打电话找李东宝反恳恳求他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