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铨却熬过了崇祯朝，投靠了新王朝，摇身一变，又做了一阵子新朝显贵，仍然耀武扬威。到那个时候，又有几个人敢提他在明末所做的那些丑事。
话又说回来，尽管闹了些不愉快，但并不妨碍这些人对魏忠贤的歌功颂德。谁又能保证在这样的颂歌大合唱中，不会出现几丝不和谐的杂音呢？
天启六年十月，魏忠贤被进封上公爵位，从子魏良卿也被封宁国公。原来，朝廷兴修三殿至此告成。这自然是大功一件，且全仗魏忠贤督察有方。于是太监李永贞上奏其功，吏部尚书周应秋也连声附和，魏忠贤便被进爵上公，还要加恩三等。一位太监，竟在短短几年内爵至上公，无以复加，似乎在本朝尚无先例。不过，对魏忠贤，当然可以特例特办。
至于其从子魏良卿的进爵的理由，则稍稍有点见不得人。这位魏良卿，本早已是被封了肃宁伯、肃宁侯的权贵了，不过总还要找个机会继续予以提拔，方显得他魏家的与众不同，也符合朝廷内举不避亲的用人原则。当然，照顾总是难免的，谁让他是魏忠贤的从子呢？更何况魏良卿还是为朝廷立了不少功的。如先前被封爵伯侯，就是论功而赏的。立功经过是这样的：
这一年的春天，有位名叫武长春的辽阳男子，在逛妓院时，乘着酒兴，信口开河说些大逆不道的言辞，被东厂的人抓获，由许显纯掠审严讯。审讯的结果是：如果武长春的案子不及时破获，那么肯定会有犯上作乱之举，后果不堪设想！幸亏赖厂臣忠智，才立此奇勋。魏良卿当然是得了头功。天启帝知道后，自然十分高兴，论功行赏，给封了肃宁伯，赐了铁券（可依此免死），不久又把他晋升为肃宁侯。
或许有人认为武长春的案子显然被夸大了，有邀功之嫌。其实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且不说在这种时候，满朝文武是否有人敢提出这种不合大势所趋的问题，单就武长春的案子本身而言，其功也是可大可小的。武长春在妓院中胡说八道本是事实，谁能保证他后来不犯上作乱呢？更何况犯上作乱本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像武长春这样口出狂言可以算是逆贼，像后来李自成那样率兵几十万造反也算是逆贼。虽然那位武长春被抓获时仅仅只是口出狂言，而且看起来也不太像是李自成式人物，但问题在于又有谁能保证这位在妓院中被抓获的武长春今后不会变成另一个李自成呢？既然这样，算作大功一件也不为过。天启帝大概也是这种想法。被魏忠贤蒙在鼓里的天启帝，想不通在这种尧舜之治的太平盛世，竟还有这样十恶不赦之徒想要造反，幸亏魏良卿及时破获，否则一旦得逞，怎么得了。因此，他到这年的十月份，又诏令给魏良卿进爵，封为宁国公。当然，在几个月中晋秩三级，快是快了点，但也不违反特例特办的原则。
知道魏良卿被封的缘由后，就不难理解魏忠贤一族及其亲信中竟会有那么多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封赏了。
尽管此时的朝廷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但要在如此之大的帝国内找些粉饰太平的所谓功绩，也不算是件难事。像袁崇焕在宁远打败了努尔哈赤、各边关修建了堡垒、南京孝陵修葺完工、在甘肃很偶然地打了胜仗、法司缉获了盗贼，等等，都是不错的题材，并被上奏京师。
既然所有的功绩，都是由于魏忠贤领导有方，那么朝廷就应有功必奖，方能体现奖赏先进、激励来者的治国宗旨。问题在于魏忠贤已位尊上公，不能再升了，否则便有喧宾夺主之嫌了。
好在本朝的列祖列宗们，早就对此做出过一些基本的规定，使得魏忠贤的家人们可以分享其荣誉。魏忠贤的族孙魏希孟、魏希孔等，都世袭都督同知，外甥傅之琮、冯继先，俱为都督佥事。魏忠贤的亲信也有近20位获得了类似的名目。
自从督饷尚书黄运泰喊出“九千岁”后，“九千岁”似乎已是魏忠贤的代名词了。大概是“九千岁”还不足表达心中的祝福，据说后来又有人给他加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离万寿无疆仅一步之遥了。
到了天启七年（1627）五月，有位叫陆万龄的监生，突发奇想，向朝廷建议：要求把魏忠贤供祠于国子监，配享孔子，而把魏忠贤的父亲，配享启圣公。陆万龄是这样陈述理由的：
“孔子作《春秋》，厂臣（指魏忠贤）作《要典》（指《三朝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了东林党。礼宜并尊。”
这位陆监生的意思是，孔子之功，是作《春秋》、诛少正卯，魏忠贤作《三朝要典》、诛杀东林党，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既然贡献差不多，魏忠贤也就可以与孔子平起平坐。不过这位陆监生当时尚无资格直接上书魏忠贤，所以只得请国子监司业林釬代奏。林釬阅后，用毛笔一涂，当天就挂冠棂星门辞职而去。另一位司业朱之俊却代为奏请，朝廷认为陆监生讲得很有道理，下令实施。而那位不愿代奏的林釬则被削籍。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可以与万世师表的孔圣人在国子监平起平坐，同享供奉，而这样的主意竟是由熟读孔圣之书的一位监生提出来的，不知孔圣人对此有何想法。
到了七月，魏忠贤因所谓的宁锦大捷而再次大封特封。
他的从孙魏鹏翼被封为安平伯，加少师；从子魏良栋被封为东安侯，加太子太保；魏良卿被加太师。顺便说一句，前两位当时尚在襁褓之中，还不会走路。
魏良卿还代天启帝享南郊，祭太庙。这些事本来都是由皇帝亲自做，一般不能由他人代劳的。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帝驾崩。临终之前，这位糊涂的皇帝还在乾清宫召见阁部科道诸臣时，诚心诚意地说：
“魏忠贤、王体乾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当时有一位名叫黄立极的官员回答说：
“陛下任贤勿贰，诸臣敢不仰体。”
这样的回答，足以让天启帝放心而去了。是啊！有魏忠贤、王体乾这样的“忠臣”在支撑着朝廷大局，天启帝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他哪里知道，正是这些“忠臣”，已乘他在宫中做木匠之际，把他的大明朝搅得天翻地覆。他留给弟弟信王朱由检的，已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一个绝无复元希望的烂摊子。他更不会知道，在他死后，大臣们给了他一个不太好听的谥号“熹宗”。而在他死后17年，他的弟弟崇祯帝作为大明朝的末代皇帝，吊死在煤山，追随他而去。
可怜的天启皇帝，至死还觉得魏忠贤是忠臣！是因为天启帝过于糊涂呢？还是魏忠贤实在厉害呢？大概两者皆而有之！正所谓上有昏君，乱臣贼子才会当道，也才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忠臣肝脑涂地！
信王朱由检在天启帝死后两天便匆匆登基，兄终弟及。据说魏忠贤曾有过自己做皇帝的打算，不过是因为当时的兵部尚书崔呈秀认为时机未到而作罢。这大概是推测罢了，其实也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
年轻的信王，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以后的17年中，这位被称作崇祯帝的末代皇帝又是如何呕心沥血，梦想扭转乾坤，而最终却偏偏走上绝路，吊死在煤山的呢？
第三章中兴之梦的破灭信王由检（1）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申时，天启皇帝驾崩。依其遗诏，皇五弟信王朱由检，于八月二十四日午时在皇极殿正式登基，改元崇祯。
像这样兄终弟及式的皇位继承，在本朝已有过两次先例。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后，郕王朱祁钰奉太后之命即皇帝位，接替他那位被蒙古人俘虏的哥哥，即英宗朱祁镇，并改元景泰。不过7年之后，英宗发动“南宫复辟”，夺回皇位，又改元天顺。正德十六年（1520）武宗朱厚照驾崩无后，其堂弟朱厚熜以兴献王身份入京继位，改元嘉靖。如果再加上明初成祖朱棣弑夺其侄子建文帝之位的话，那么，崇祯帝的继位已是本朝第四次由藩王入继大统了。
崇祯帝即位时才是一个18虚岁的少年。
但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位少年皇帝。他比他的哥哥天启帝、父亲泰昌帝要强得多。他在即位之初，就于不动声色之中，把那位人见人怕的九千岁魏忠贤及其党羽铲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年少气盛，做事大刀阔斧，一改父兄甚至列祖列宗的为政作风。他孜孜不倦，勤于为政，事必躬亲，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