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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那您的先生接受您这个“我作故我在”的观点？或者说您比如在家庭的现实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种“作”的成分？
张抗抗：我觉得是这样的，从理论上讲，我先生还是很赞赏的，因为我想他也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关于“作女”的这个概念，我在写书过程中，有时候我也是会跟他讨论的，甚至他也会给我提供一些就是他对于女性的“作”的这种现象，从理论上的分析的这个意义。那么其实在生活中，我觉得我倒不是特别一个“作”的人，我自己这么想，我自己觉得我还行，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时间你知道吗？
没时间“作”。
我想我少女的时候，少女时代，那时候曾经是青春叛逆期，肯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作欲”发作的时期，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比较“作”，包括我到黑龙江去，你想我已经下乡到了浙江农村了，然后知道黑龙江要报名的时候，我就放弃了，从乡下跑出来了，那时候很对不住我外婆，那是我外婆家，她在镇上，她把我放在一个特别富裕的一个村子，他们都对我们特别好，可是那么安逸的江南的那个地方是非常富裕的，我去的那个农村，在1969年的时候，它的工分值一天是一块八毛钱，你想，这个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陌生，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个特别富裕的地方。不干了，我觉得到黑龙江去，到遥远的地方去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就赶回杭州去报名，要到黑龙江去。那我想这种可能都是一种，当时也是特别希望改变自己的欲望了，特别强烈。以后到了北大荒以后，一直在尝试写作或者是学习，不放过一个学习的机会。在小兴安岭伐木的时候，晚上点着蜡烛在那儿看书，然后自己会搭着公路上的便车，就是运木头的车，到深山里去听那个抬木头装车的那个喊号子，东北那种重体力劳动，八个人在抬一根木头。那个时侯还在伐木。很粗的圆木，八个人抬或者10个人，12个人抬，一根木头才能装上车。他们就会有号子歌，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什么哈腰挂，它都是有节奏感，很强的，齐步走啊，然后就往车上走，我就为了听这个号子，我自己就会从帐篷里头利用休息天，然后走到公路上等一个卡车，那个时候比较安全，然后让那个卡车司机把我带到深山里头去，然后带一点干粮在深山里头听，听完以后就再搭这个车再回来。我觉得那个青春期，确实会有比较更鲜明的那种“作欲”和“作”的表现。后来我从事写作以后，我想差不多我就一直比较，因为它要花大量的时间写作、读书、思考，没有让你那么多时间去折腾别的事了，你比如1992年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很多人去下海或者干点什么呀，我想我好像也没有兴趣。
主持人：或者就是说您的这个“作”主要是精神层面上，您在写作的时不光是写《作女》，写《作女》以前的作品，《隐行伴侣》也好，《赤诚丹朱》也好，是不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一种“作”的畅快。
张抗抗：我很同意这个看法，我自己想因为每个人都有“作欲”的，实际上，就是他是不是能够实现，潜藏的“作欲”每个人都有，男人女人都有，当然女人当这种“作”的表现就被称为“作”了，那么我的这种“作欲”，我觉得我实际上通过写作，这么多年地写作，不断地释放，通过写作释放掉了，而且我在作品当中的那种不断求新改变的那种愿望的实现，给我极大的快感。所以我的创作，我觉得不说好坏吧，也是二十多年写作，我一直在不希望重复我自己，一直希望能给自己找到新的东西，也告诉读者新的东西。所以这样我觉得，我每一部作品好像都是有比较大的改变，无论从取材也好，从结构也好，从它的表现形式也好，从它的叙述方式也好，都有比较大的变化，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成。
主持人：我知道，从您这种作品风格上的改变来说，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精神上的“作”的一种延续。
张抗抗：就是不安于现状，写作的现状，当你自己已经构成前一个文本的时候，当你进入下一个创作的时候，你希望里面又融入了你全新的创造力。
主持人：抛开《作女》的文学形象，又回到现实生活中，你觉得如果我们生活中的“作女”多了，男人的承受度会怎么样？
张抗抗：这个承受度会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们的习俗，或者说历史存积下来的土壤，一个男权社会嘛，或者说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它确实是给男性提供了比较大的活动空间。那么可是呢，我们进入现代社会，那么女性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以后，获得了更大的精神自由，或者说是心理自由，还有走出社会从事各种职业的选择的自由，那么当然会对男人构成的威胁的。因为不是很容易控制，在家庭里，在单位里，那你想一个充满着各种想法的人，她跟她的同事合作的时候，她肯定会对她的同事构成威胁，或者说至少造成互相不满意，那么在单位里会受到压力，然后回到家里面，如果家庭里面的妻子，她会不断地有新想法的话，我想作为丈夫来说有时候也是会应接不暇的。
主持人：至少现实生活中男性好像不太愿意娶个“作女”做老婆。
张抗抗：所以我的小说里面有一个小标题说是“谁敢把作女娶回家”，是这样的，因为我想我也是很有体会的，不停地家里要改变，把家具搬来搬去，做饭每天都要换换，试验一些新的菜，这个是日常生活小事了，还有大的事情上可能在职业的选择上还要不断地跳槽。
主持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有没有可能您觉得女性解放，也只是理论层面上的，很难达到。
张抗抗：不是，这个是实际上我觉得社会的进步它实际上是通过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和很多具体的事情来体现的。我们不会说有一天打开窗子以后，看到这个社会都变了，这种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它的变化实际就是非常潜移默化的，循序渐进，或者在某一段时间可能秩序有一点混乱。它就是这样子不为我们注意的，悄悄地在发生变化，所以“作女”这个现象，我觉得我把它提炼出来，我想告诉人们女性身上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而在她们的表现当中，我觉得是有很多正在生长的那些积极的因素，那么这本书的读者不仅是女人，还有很多是男性读者，他们通过我的书我觉得他们多少对女性多一点了解，就知道她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要这样做。
主持人：这个好像是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说女性这个自身的解放，还相对容易达到，关键是要解放另一半，就如果男人不解放的话，女性的解放可以说是不完全的。
张抗抗：您说得也是很有道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女性解放最大的障碍是女人自身，是女人自己。因为女人经常把自己看成弱者，而我们的社会文化或者说我们的舆论宣传也是这样的。事实上历史的延续下来造成今天的现实，也是这样的，就说要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它确实把妇女和儿童都作为弱者来看。那么长期以后，就形成对女性心理自身的一种心理认定，就认为自己是弱者，所以这种障碍首先是来自于女性。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呼吁妇女解放的很多都是男性，就是那些优秀的进步学者，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当中都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说放小脚，然后办女子学堂，提倡女子就业，很多都是由男性来做的，我觉得它一直是一个互相作用的问题，而我以前认为女性自己的障碍非常大，在女人自身，但是通过社会进步以后，我觉得我们开始有这种萌芽，所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作女”的大量涌现，正是说明了这种进步。好了，那么当女性进步了以后，男性应该也是随之进步的。不是，他这个时候就构成反过来女人造成了威胁，反过来需要推动男性的进步，反过来女性的进步再来推进男性的进步，就说男性要接受这种现实，或者说要支持女性的解放。深度解放。
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有可能当女性的解放完成的时候，男性的解放还不知道落后多远。
它有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这个往前走一步，那个就得跟着走，那个带着他走了，男人本来是带着女人走的，女人跟上去了，后来时候女人的步子加快了，这个时候男人跟她在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