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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部历史的时候，我们发觉，一方面，人们相信宇宙机理的简单，因而仍然倾向于这个思想，甚至在无视它的时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思想是给我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一个思想。结论自然是我们回到我们由此开始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总是在一个圆圈中转来转去。然而，这个思想，这个已知世事的第一个开端已使自身变成了一场革命的目的。
巴伊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谈到（如1：bk．8，&；amp；1）随着文明的起落天文学科学的兴衰。巴伊认为，古代巴比伦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天文学是“我们不知道其伟大作用的一种比较早的文明”的科学的“残骸”，“它们被一场伟大的革命所摧毁”（1781，18）。这种文明丧失了天文学思想，只能是“因为某次大的革命，这次革命毁灭了人、城镇和知识，剩下的只是残骸。一切都证明，这场革命是在地球上发生的”（p．59）。在《物质通论》或索引——其中包括他的三卷本的《现代天文学》和单独的一卷《古代天文学》——对这两种革命的论述（参见“革命”条）先于对恒星和行星革命的论述。
巴伊认识到，在革命中可能存在循环的过程——这对任何职业天文学家来说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一事实并不减低他在论及以一个世俗的而非循环的巨大变革为特点的历史事件时使用“革命”一词的冲力。由于巴伊不仅用“革命”来表示科学中的根本变革（这同达朗贝和狄德罗是一样的），而且事实上把这个词汇和概念整个引入到他关于现代天文学的历史著作中，所以我们可以提出结论：到这个时候，“革命”得到充分认可并被引入到科学史的叙述以及对科学思想、理论、方法、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发展的分析之中。
18世纪末论述科学革命的著作者
到18世纪幼年代，法国出现了许多直接论述科学中所产生的这一场或那一场革命的作者。但是，孔多塞的情况也许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据利特雷说，他是“revolutionnaire”（革命的，革命者）这个术语的首创者。科学中的革命这个概念（以及用“革命”一词来表达它的做法）经常出现在已故科学院院士的颂词中。正像丰特奈尔（Fontenelle）早先曾经做的那样，孔多塞在担任科学院常任秘书期间，一直承担着这些颂词的写作和宣读。因此，在杜哈梅·杜蒙西奥的颂词（1783）中，孔多塞是这样说的：“他将成为科学史中一个时代的标志，因为我们发现，他的名字是同那场专门把科学导向公共用处的思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哈勒的颂词（1778）说：“冯·哈勒在其中公开这些发现的著作标志着解剖学革命的时代”。达朗贝的颂词（1783）说：“这个原则是物理…数学科学中一场伟大革命的时代标志”。欧拉的颂词（1783）中说：“他以其在数学科学中引发的革命而赢得这一荣誉”。（见孔多塞1847，2：300，641；3：58，40，以及7，8，9，28）如此等等。在这其中的三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孔多塞把“时代”和“革命”这两个术语并列用于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它明确地介定了“革命”一词的非循环的意义。
孔多塞在其中对革命概念和术语使用最为突出的主要著作是《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该书初版于1795年。孔多塞在该书中论述了新近发生的美国革命以及尚未完成的法国革命，同时敏锐地阐明了造成这两次革命各具不同特点的原因。他对笛卡尔的探讨在目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认为，笛卡尔给予“人们的思想以一般的动力，这种动力是人类命运中的一切革命的第一条原则”（孔多塞1955，147；1933，173）。在解释化学的兴起时，孔多塞对这一学科作了某些改进，“这些改进扩展了这一学科的方法，而不是增加了它的真理，预示着一场成功的革命并为这场革命作了准备，因此实际上影响到整个既定的科学体系。”孔多塞试图“发现”收集和分析气体的“新方法”；为化学物质“编制一种（新的）语言（术语）”；“采用一种科学的符号法”；“亲和力的一般规律”；将物理学的“方法和手段”用于“计算具有严格精确性的实验的结果”；而且“把数学运用于结晶现象”（1955，153－154；1933，180－181）。孔多塞在此也清楚地说明了他关于我们所处这个时代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的科学的看法。
孔多塞在谈到化学而不是物理学、天文学或生命科学时特别使用了“革命”一词，自然是因为他事实上已经亲眼目睹近期发生的化学革命。这场革命是拉瓦锡在双重意义上引发的，因为他是这场革命的主要设计师，而且为化学革命命名。他至少在三部手稿中用“革命”这个特有字眼谈论他自己的工作。
拉瓦锡并不是18世纪从“革命”方面来谈及他自己在科学中的工作的唯一科学家。另外两个人是西默尔和马拉。至少三位科学家用“革命”这个词描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个事实标志着科学中革命的概念———被清除了任何循环、回归或盛衰的寓意——已逐渐成为一个被认可的理解科学中如何取得进步的方式。
如人们所料，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一位热烈的支持者——是那些把革命的概念从政治领域移置到科学之中的人之一”’。在1796年出版的一部关于燃素和水的分解的著作中，他认为新化学的胜利是“科学革命’才最伟大、最突然和最普遍的一项革命（见第14章）。
普里斯特利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科学中的革命并不总是进步的，而且也并不总是引起知识状态中某个更迅速的发展。他说：“在所有实验哲学分支的历史中，没有什么是比成功或失败的最出人意料的革命更平常的了”。他这样解释他的观点（1966，300）：
的确，一般说来，当许多有独创性的人们专心致志于某个已被充分展开的学科时，研究是愉快而平等地进行的。然而，正如在电学的历史以及现在有关空气的发现中一样，从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现出了光明，因此，科学大师们不得不从新的更简单的原理重新开始他们的研究；所以，对于科学的某一学科来说，甚至当它处在其发展的最迅速或最有希望的状态之中时，遇到停滞或挫折也不是不正常的。
其他运用科学革命概念的人有威廉·卡伦，A．－R．－J．杜尔哥和伊曼纽尔·康德，以及那些经历过生命科学中哈维革命的人们。另外一位曾经论述过科学中的革命的18世纪科学家是一位瑞士生物学家查尔斯·博内。他在1779年写道：“关于植物的叶子的那本书再一次把我同另一位伟大的人联系在一起，不久他就在生理学中进行了孟德斯鸠在政治学中进行的同样的革命：我所说的是已故的哈勒先生”（1948，155）。因此，博内同意孔多塞关于哈勒在科学中的革命影响的看法。
到18世纪末，有许多作者论述了在从牛顿到拉瓦锡和伏打这个世纪启蒙运动中科学的革命性发展。特别是其中的三位作者发展了研究这样一些革命的理论基础和观点：萨缪尔·米勒，苏格兰的约翰谱莱费尔（关于他请参见下面&；amp；18．1）以及德国的克里斯托夫·李希膛贝格（参见下面514．2）。米勒是新泽西的一位教土，他第一个对18世纪的思想成就作了全面的考察（《对18世纪的简短回顾》第一部分）；他在长达两卷的文字之中，对那个时期在科学、艺术、文学中的革命和改进作了概括（纽约，1803）。显然，米勒用“革命”一词概指巨大的进步，因为它强调被认作他正在考察其成就的那个世纪期间的规范的科学（以及艺术和文学）的发展模式。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2：ix），他的著作是一个汇集，而不是独创性的原文：“尽管这部著作的较大部分是由汇编组成的，但是作者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汇集者。他认为他已提出了他本人的观点、感想和推论”。米勒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