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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共同意志的外化就是主权。人们在服从主权时，实质上只是服从自己。“主权，即社会，既不能损害社会成员的整体，也不能伤害他们中具体的任何个人。”
在贡斯当看来，卢梭在讨论主权时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不论主权者的概念有多么抽象，一旦主权者行使自己的权力时，或者说，一旦权威的实际组织开始操作时，抽象的主权者本身无法行使这一权力，它必须将权力交给自己的代理人。这时，卢梭赋予抽象的主权者的那些属性便不复存在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当一个人将自己奉献给所有人时，他绝非像卢梭所想像的那样没有向任何人奉献自己，而是向以全体的名义行为的那些人奉献了自己。这就是说，任何政治权力不论在抽象意义上如何代表人民、如何体现普遍意志，在实际上，它必然由少数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数人的利益与意志。“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不论是人民的捍卫者还是压迫者，都是不与人民协商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的。”
因此，贡斯当强调，企图通过民主方式来保证主权的绝对权力不侵害个人利益，只能是一种幻想。抽象的权力也许可能是高尚的、公正的、无私的，而现世的权力必然是偏私的、压迫性的，或者说是罪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贡斯当强调，任何由人行使的权力都不应该是绝对的。“任何现世的权力都不应该是无限的，不论这种权力属于人民、属于人民代表、属于任何名义的人，还是属于法律。人民的同意不能使不合法的事情变得合法：人民不能授予任何代表他们自身没有的权利。”
由于贡斯当视政治权力为一种必要的罪恶，因此他主张对权力加以限制。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可能来自几方面。其一，来自宪法限制。“宪法本身即是一种对权力不信任的行为：它为权威设定了限制。假如我们相信政府具有永远正确的秉赋且永远不会走极端，宪法便没有必要设定这些限制了。”其二，政府内部的分权与制衡也有限制政府权力的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政府的权力必须有外部限制，即明确划定政府权限的范围以及个人在社会中不可侵犯的权利。对权力最根本的限制就是人民的独立的权利。“不管在任何地方，如果个人毫无价值，全体人民也就毫无价值。”“公民拥有个人权利，这种权利不依赖于任何社会与政治权威。任何权威若侵犯这些权利都是不合法的。公民的权利包括个人自由、宗教自由、意见自由（包括公开表达的自由）。享受财产的自由，以及不受任何专断权力控制的保障。任何权力都不能质疑这些权利，否则，它就会摧毁自己的信誉。”
四
贡斯当是最早探讨卢梭人民主权理论可能导致的实际政治制度的思想家之一。他指出，这种理论在实际中可能会导致一种与传统君主制迅然不同的新的独裁制度。这种新制度所体现的权力是一种专断的权力、任意的权力、与合法权力完全相悖的权力。
当贡斯当鞭挞这种专断政府时，他所想到的一方面是雅各宾专政，另一方面则是拿破仑的统治。有趣的是，也许是由于拿破仑政权受到大众欢迎的缘故，贡斯当把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或多或少看作是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结果。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贡斯当是拿破仑独裁政治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称拿破仑的统治是一种“僭主政治”（usurpation）。这种政治是一种非正常政治，它与古典政治学家论及的各种形式的政治通然不同，它的危害超过传统上所有形式的暴政与专制政治。他写道：“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何不选择后者。”贡斯当把僭主政治与传统的君主制以及专制制度作了比较，他发现僭主政治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政治的明显特征。
其一，这种政治在本质上不具备任何合法性。它既不像传统君主制那样诉诸传统，也不像现代民主制那样诉诸多数的同意，它是一种赤裸裸的以武力为后盾篡夺的权力。士兵、监狱、镣铐，这些在正常制度下仅仅是不得已而使用的最后手段，在僭主政治下，却成为平常的统治方式。
其二，这种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在欧洲大多数君主制国家，君主制受到传统的制约，也受到诸多中介组织的制约，诸如等级制度以及教会组织的制约。而僭主制度则是一种没有经过任何规约的权力，它不受任何制度的限制，它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僭主个人是至高无上的，他可能桀骜不驯，也可能对人民充满敌意。
其三，它的权力是全面的、无所不在的。贡斯当在攻击拿破仑的著名小册子《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中指出，僭主政治比绝对专制主义更可怕。“专制政治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僭主政治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证明它的颠覆活动是正当的，但是它在盗用它们的时候，又亵读了它们。”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对比来概括二者的不同的话，专制主义仅仅是对人的奴役与压迫，而僭主政治则是对人性的摧残。它不仅蹂躏人的肉体，而且蹂躏、扭曲、折磨其心灵：
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
这样做的必然后果是，人们不仅被压迫、被奴役，而且被剥夺了人的尊严，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特征，使人堕落到一种非人的地步。贡斯当写道：
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被征服而没有堕落，那么它的处境还有改善的可能；幸运的机会一旦出现，它不会辜负这种机会：专制政治至少给人类留下了这种机会。腓力二世的统治和阿尔巴大公的绞架都没有使勇敢的荷兰人堕落；但僭主政治在压迫一个民族的同时还要使它堕落。它要使它习惯于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自己过去瞧不起的东西，它还使它作践自己，而且，无论僭主政治多么短命，它都会使所有的自由和所有的改良变得不可能——即使在它垮台之后，康茂德被推翻了，但古罗马近卫军把帝国拍卖了，而人民服从了买主。
贡斯当关于僭主政治的评论恐怕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讨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文字。在贡斯当之前，伯克与梅斯特尔（1753－1821）对法国大革命作过尖锐的批评，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不乏可以引申为批评极权主义的观点。然则，就其实质而言，伯克与梅斯特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是保守主义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他们对大革命的最大不满是它追求自由，摧毁了社会赖以存在的精神与传统纽带。而贡斯当批评的核心不在于大革命导致过分自由，而在于大革命所追求的人民主权、多数统治扼杀了个人的自由，以集体主义取代了个体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贡斯当的学说与几十年后的托克维尔以及密尔更接近，与当代自由主义对极权主义的批评更接近。
五
贡斯当在分析卢梭人民主权理论以及雅各宾专制、拿破仑独裁时，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悖论：卢梭与大革命企图摧毁所有旧观念、旧制度，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全新的法律，全新的道德。然则，他们整个理想的基础却是对旧制度的模仿。尤其是他们关于自由的讨论打上了旧社会的深深印记。卢梭对斯巴达的制度推崇备至，法国大革命时期多少革命者向往古希腊的制度。著名的罗兰夫人青年时期的最大遗憾是她未曾生在古希腊的城邦。这一悖论促使贡斯当探讨卢梭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理念与古代社会的关系，并提出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的著名理论。
贡斯当曾在几部著作中概述过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别。在1806年撰写的《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中，他便专章讨论了这一区别。在1813年发表的《论僭主政治》中，他更明确写道：“十八世纪末的人们提出的自由是从古代共和国那里借用而来的。”这种自由在于积极参与政治权力，而不是和平地享受个人独立。然则，直到他在1819年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的演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