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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常规”的爱不完整，不能满足她的心。她说：“我并不
讨厌我的丈夫！他善良又真诚，有极强的事业心。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他是个强
者。但在性爱心理和性能力上他是个十足的弱者。女人有理性，但也有本性，我常
常希望床上有一个强有力的又极疯狂的男子。于是出现了他。在他身边，我充分意
识到我是女性，是弱者，是被宠爱的。但我不愿抛弃丈夫，我更无意介入他的家庭，
我对丈夫仅仅是感到有些不满足而已，而这不满足，靠着这婚外的感情已完全弥补。”
D，38岁，出身于工人家庭，曾经在内蒙兵团四年，1973年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学习，现是中学外语教师。她爱上了有妇之夫，决心取代另一个女人。她说：
“我很幸福。我爱着一个男人，同时感受到这个男人的爱，我便在幸福之中了。有
人说我是什么‘第三者’，领导也对我施加压力，说我道德败坏，还给了我党内警
告处分。我当然不服！什么叫‘第三者’？要让我下定义，那应当是：三人中那多
余的、没有感情的。”
E，38岁，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曾在山区插队两年，三线工广宣传科五年，现
任某影视中心导演。真诚的奉献剥夺了她的一切，改变了她的生活，她不再追求爱
情，出击众多的男人，爱与性分离。她说：“我是独身主义者。别误会，独身可不
等于禁欲。我是个女人，女人离不了男人，只是方式不同罢了。而禁欲却等于慢性
自杀。”
F，43岁，出身于一个清贫的职员家庭，大学毕业后留校，现为中文系教师。不
完整的生活，使她迈出了尝试的一步，但无爱便无性。她说：“是两年前那件事开
始使我思索性爱问题的。我的前夫亡故已五年。他生前，我们感情不错。当我刚从
悲痛中醒来，他来找我了。我一直十分敬重他，我们的关系很好，我给丈夫办后事
的时候，他帮了我好多忙。但是，事实上我们无法互相弥补。我觉得根本找不到感
觉点，我对他仅仅是尊敬和同情，并没有爱，没有性的要求。”
G，36岁，硕士研究生，曾在东北插队三年，当过护士，上过卫校，现为某医学
研究机构课题主持人。对性爱的剖析并不妨碍她对神秘彼岸的想象。她说：“我主
张在特指男女之爱时直呼为‘性爱’。不要羞答答地回避这个‘性’字，或用什么
别的字眼来代替。我在性问题上非常严肃，虽然搞医学研究对性生理接触多，但三
十六年来我从未和异性有过肉体接触。象我这样保持处女身的同伴还有，但却有相
当多的姑娘早已不是处女。这没有什么可怕，可惊的，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三四十岁
的女人仍然必须是处女。我反对把性爱问题人为地神秘化、庸俗化，更不该采取虚
无主义的态度。男人在女人身上验证自己是男人；女人在男人身上验证自己是女人。
男人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依仗女人；女人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依仗男人。这可以算
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性爱观。”
此外，《女十人谈》还向读者展示了其他五种性观念。作者为它们所做的概括
分别是：
H，丈夫渐高的知名度成为她爱的恐惧，把异性均看做“假想敌”。——一个女
人制服一个男人。
I，丈夫纵情声色拳脚相加，她却忍气吞声。——一个在男人面前失去自我的女
人。
J，她曾不幸，曾不平，曾不甘寂寞。她向自己所缺乏的一切进攻。——一个女
人试图证实自己的征服力。
K，她只想生个孩子。她不想结婚。——一个女人不需要任何男人。
L，事业上的女强人，爱情上的失意者。灵与肉的困惑。——一个试图向男人证
实自已是处女的女人。
诚如向娅所言“可以设想，千百年来性爱观念虽千差万别，各成体系，但截止
十年前我都决不可能前出想写这样一篇报告的念头，更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进行录音
采访！不会有人愿意正面回答与性有关的问题，尽管历朝历代人们都生活在性爱浪
涛里。因而，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历史大跨度的进步，文明本质的升华。”至此，
做为一篇报告文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然而，对于性伦理学来说，这里展示的
当代女性世界的性观念，仅仅是研究的一个起点。性伦理学需要对这些性伦理观念
做出善恶评价；需要分析这些观念形成、发展的原因，揭示其固有的、隐藏在上述
现象内部的规律性；特别是要回答：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会出现性伦理观念的这些变
化？
毫无疑问，仅以报告文学来说明当代中国性伦理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
大量的调查研究。而在这方面，我们有着重大的缺陷。值得庆幸的是，1990年11月
召开的“十年来中国青年价值取向演变”的论证会为我们送来了意外的礼物。
十年来当代中国青年价值取向的演变，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七五”计划重点
科研项目——精神文明中建设的价值观与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会的资助。该课题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青少年研究室承担。
从1986年开始到1990年五年期间，课题组先后组织开展了两次全国规模的问卷调查。
第一次调查在1988年4月举行，根据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本近4000人（城镇2
552，农村1219）。分层的基本依据是全国范围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特征。总体
所在地区依国家统计局的统一标准被划分为发达、次发达和欠发达三类；在每一类
型中，依据城市规模，划分出大城市、及其周边乡村、中等城市及其周边乡村和小
城市及其周边乡村三类，作为样本抽取地区涉及全国九个省，它们是云南、福建、
浙江、青海、山东、吉林、广东、湖南、四川。抽取样本时，依照性别、年龄、从
业身份、婚姻状况、文化水平等属性进行比例分配，从而保证样本具有较广泛的代
表性。第二次调查在1990年4月份举行，对原有问卷作了部分修改；样本抽取方法基
本上同第一次；样本近600个。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说明，青年人对恋爱、婚姻以及性
的问题尤为关注和敏感，他们在婚恋和性爱方面的观念变化比其他方面更为快速、
显著。征得该课题组负责人楼静波的同意，本书引用了有关调查数据和分析。
表1数据显示，绝大多数青年在婚姻问题上均倾向于“听自己的意见”，无论是
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性别、不同文化水平以及各种不同从业身份的青年，均不例外。
这表明，青年人有婚姻自主的强烈愿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农村青年在婚姻问题
上倾向于“听自己”的也有半数以上，说明众多的农村青年也向传统的父母之命的
包办婚姻提出了挑战。青年人这种婚姻自主的意识是合理的，正常的，因而得到了
婚姻法的保护。如果实际生活中真正能由婚姻当事人自己作主，那么，包办婚姻酿
成的悲剧将会大大减少。
但是，也要看到，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在这个关系自身终生幸福的婚姻大事上
缺乏自主意识，倾向于听父母的意见。特别是女一青年。听“父母意见”的较男青
年比例高，占13％，而同一选择男青年只占6％，反映女性的依赖心较强，独立意识
不如男性。
数据还表明，婚姻自主倾向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青
年婚姻自主倾向最强，小学文化水平的青年中选择“听自己意见”的比例最低。农
村青年中选择“听父母的”高达23％，这固然与农村中父母之命的传统婚姻习俗分
不开，但农村文化教育水平相对低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说明，要提高青年人的
婚姻自主意识，必须从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入手。
在各种不同从业身份的青年中，单位负责人在婚姻大事上除了半数以上听“自
己”的意见外，选择听“父母”的、“老师”的、“舆论”的，也都分别占相当高
的比例，说明什么问题，是什么因素形成的，值得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传统婚姻的目的是顺从父母之命，是为了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夫妻之间婚前
没有感情可以在婚后慢慢培养，即使毫无感情也能厮守终生。”现代婚姻则重视爱
情因素，爱情是维系婚姻的纽带，两性的结合更多的是感情的需要。表2显示，半数
左右青年找对象把感情深厚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