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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合法婚姻，实际上不过是掩盖私通关系并使那些‘好色之徒’能够‘依法’
满足自。己欲望的一种形式罢了。”列宁驳斥道：“如果索罗金先生以为每一万次
结婚中有九十二次离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我们只好认为，索罗金先生若不是在
一所同实际生活隔绝得几乎谁也不会相信其存在的修道院里受的教育，那就是这位
作者为了讨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而故意歪曲事实。任何一个稍微了解资产阶级各国
社会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那里实际的离婚事件（当然是没有得到教会和法律认可的）
要多得多。俄国在这方面与别国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法律不把假仁假义、妇女和儿
童的无权地位奉为神圣，而是公开用国家政权的名义对一切假住假义和一切无权现
象作不懈的斗争。”＇注＇同时，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再次重申：
任何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资产阶级国家关于结
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以及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就会知道现代资产
阶级民主制，即使是在所有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以农奴主的
态度对待妇女和非婚生子女的。
当然，这并不妨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以
及西方一切类似他们的党派继续高呼民主，指责布尔什维克违背民主。事
实上，在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地位这些问题上，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革命才是唯一彻底的民主革命。这是一个最直接涉及每个国家半数以上的
人口利益的问题。虽然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以前已经有过很多次自称为
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才第一次在这方
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既反对反动思想和农奴制度，又反对统治阶级和
有产阶级通常所表现的假仁假义。＇注＇
综上所述，列宁的性伦理观已非常清楚了。虽然在实施社会主义两性关系变革
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而且事实上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包括一些消极现象，然而，
列宁并不因之改变社会主义性伦理观的原则立场。这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四、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性伦理的冲击
在中国性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巨变时期；五四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性伦理思想解放运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精辟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
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
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
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
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注＇作为五四运动时期
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革命的一部分，性伦理问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并形
成了中国历史上性伦理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仅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
新创办的以研究妇女、婚姻和性问题为宗旨的报刊就达40余种。当时，许多著名学
者和几乎所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撰文阐述性伦理问题。
以鲁迅为例。鲁迅前期是以“生物学的真理”作为他的性道德观的理论根据的。
他论证道：“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
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
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
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
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
＇注＇以此为据，鲁迅批判了那种把性交视为“不净”的虚伪、愚昧的“中国的旧见
解”。在他看来，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对婚姻、性道德等问题的研究，必须去掉
一切神秘主义以及其他偏见，用严肃的科学态度才能得到科学的答案。鲁迅申明：
“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
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
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自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
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注＇进而，鲁迅以进化的观点批判了“圣人之徒”以
孔孟之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三妻四妾，“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的
堕落现象。
作为一个战斗的启蒙思想家，五四时期的鲁迅把主要注意力和批判的锋芒指向
违反人性的封建性道德、畸形的性道德观和变态的性心理。同时为“天性的爱”的
解放，为维护纯真的爱情而呐喊。他的《随感录·四十》就是针对“一位不相识的
少年”寄来的一首以“爱情”为题的诗所发的感想。原诗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
恶。鲁迅认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又说：现在“东方发白，
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囗便
鸱囗般叫”，“我们要叫到旧帐勾消的时候”。“旧帐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
放了我们的孩子：’”1922年8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由东亚书局出版，其
中大都是要求“自由恋爱”的情诗，反映了被五四运动唤醒的青年反抗封建礼教的
要求。但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却先后写了《读了〈蕙的风〉以后》和《悲哀青年答
章鸿熙君》等文章，将《蕙的风》诽谤为“金瓶梅一样”，“堕落轻薄”的作品，
是“变象的提倡淫业”，“应当严格取缔”。于是，鲁迅作《反对“含泪”的批判
家》，对这种论调予以了驳斥，并指出：“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
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
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
有力地揭穿了虚伪腐朽的封建性道德。
再说茅盾（沈雁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之一，在他成为举世瞩目的
文学家之前，首先是一位性伦理问题的专家他在1920年～1925年间，曾撰写和翻译
了有关婚姻和性问题的文章约160篇。这一遗产无疑是十分宝贵的。在写于1920年2
月的一篇文章中，茅盾指出：“我们大家知道‘性道德’（Sexual Moral），男女
间相差很远。以贞操而论，无论中外，总是女子失贞的事大，男子失贞（即娶二女）
的事小，简直等于无。这道德方面的不平等。是第一该解放。但要晓得解放不就是
女子效男子的样，也可以随便和人发生性欲关系，或也如男子一般，置小丈夫，或
也反男子之道而行之，将男子视为满足女性内欲的玩物！这是要创造新道德，男女
共守的新道德，才是‘人’的办法，不然，便人于兽的行为了。”＇注＇他还进而分
析道：要知道“性的伦理”——“The Ethics of Sex”是从来学者讨论不了的大问
题，岂是“坚定意志……”等等常识——教孩子们的常识——话头所可乱充的呢？
瑞典有位爱伦凯（Ellen Key）女士对于女子主义运动是终身事业，讨论新道德极精
辟的，德奥国家的女子主义也是极力研究这个问题的，我们先要晓得他们研究的到
了什么程度，得了什么结果；他们社会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或介绍他们的学说，或
参考他们的学说，印证自己的环境，研究创作，所以一方面仍是要从学问上着手，
做工具；一方面从实地调查和观察入手，做材料。当茅盾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之后，
他又写下《新性道德的唯物史观》。该文发表在1925年元旦出版的《妇女杂志》
（第11卷第1号）“新性道德号”上。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还有两篇重要文章，即章锡琛
的《新性道德是什么》和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
界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