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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的，是人类长期以来对性本能的不正当压抑。这种压抑，使原本属于人的正常
欲望的性，异化成一种附着神秘灵光的人的对立面。因此，他们所希望的，是克服
人的这种异化心理，消除这种异化现象，还性以原本的面目，还人以原本的面目。
客观地说，“性革命”沿着这条路发展，在西方社会中确实起到了一种“解放”作
用。
“性革命”导向的另一条发展途径，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社会为此付出了并
在继续付出巨大的伦理代价。
美国学者韦克斯在对60年代的性革命高潮进行“回顾”时，颇有见地的指出：
如果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这个时期，可以发现，在形成当前状况方面，有四种变化
似乎特别重要：性的商业化和商品化过程的继续甚至加强，男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
变化；在性的调节方式上的变化；新的（或重新组织起来的旧的）社会对抗的出现、
以及新的政治运动的出现。所有这些，为当代性危机提供了一个框架。＇注＇
首先，如果我们洞悉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生活的商品化和商业化，渗透
并开拓日益增长的领域我们能够在资本主义结构变化与性生活变化（资本主意的结
果）之间辨认出某些关键的连接点。资本主义创造出一种人格类型去适应其需要，
更没有创造出一种对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性道德。科恩和泰勒（Cohen and Taylor）
在《逃避努力，中指出，性正在成为最大的逃避手段之一。在50年代早期，《花花
公子》的创办者休·赫夫纳认识到了这一点。从此，《花花公子》扛着印有美元标
记的旗帜，冲进了性的战斗中。《花花公子》之类的东西作为性硬币，创造了千百
亿元的色情出版物产业。性不仅是资本主义开拓的领域，也是向外扩张的领域。性
爱与生育的日益脱离（它部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随着有效节育手段的发展而来的
技术发展之产物），为新的欲望的增加开辟了道路，追求肉体享乐已成为自身的目
的，肉体享乐的商品化具备了可能性。性产品的新市场不断地被开发或创造出来—
—50年代是在青少年中，60年代是在妇女中，70年代是在同性恋者中。到80年代，
用钱能买到的东西的范围已经引人注目地扩大了——从性辅助物到春药，从幽会服
务到性要求电话，从色情服饰、色情物品，到无法购买的各种性节目。一位在80年
代初访问纽约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写道：“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性、艳丽的肉体、同
性恋——一切东西——都在一种为欧洲人所不知道的程度上商业化了。在曼哈顿的
大街上，穿着鲜艳的男男女女用时髦的标记戏剧般地表现自己的性特征，并且有意
识地寻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理想——穿过一种未来主义的美和巨大的贫贱交织在
一起的城市风光，在那里，成功和失望都在每一块街区里争斗。”不难看出，西方
世界已受到消费化了的性的激烈挑战。
其次，在一本意味深长地题名为。性的界限。的书中，英国记者西利亚·哈登
承认：在某些方面，性革命使我摆脱了负罪感和忧虑感；但在另一些方面，它又用
另一些镣铐重新奴役了我。在这场论战中，真正的“性的俘虏”是这样一些人，他
们过分热忱地相信提倡放任的先驱者的主张（在这些先驱者中，“性学家”是最突
出的），并且在自己对性成功的追求中，发现了一种新形式的苦行。激进的女权主
义企图通过集体的努力来避免开男子权力的束缚，结果发现男子权力是通过占支配
地位的对性的定义，尤其是通过“性革命”的花言巧语而暗暗地起作用的；“性革
命”是男性取向的革命。所以，西方妇女性化过程是一种成问题的现象，因为它并
不是一种自主的事态发展。诚然，性革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妇女性意识的觉
醒，并促使妇女的性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或者至少对妇女的住满足有一种重要的
激励。然而，所发生的变化的现实性和重要意义，被其他的种种现实所减弱了。这
种种现实主要是：妇女仍在家庭中处于依赖地位，她们作为工厂和办公室中低工资
收入的工人，仍然受到剥削，关于女性迷人力量的新规则使得妇女身体的特征更明
显，同时又继续使她们服从于男人对欲望的定义等等。更准确些说，妇女的“性解
放”是在一种双重背景下发展的：其一是关于男人对性的需要和快感的定义，其二
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和消费的组织。这两种背景通过家庭生活的物质实体结合在
一起。大多数妇女的经济地位——较低的工资，较少的就业机会——仍然使得婚姻
被视为通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安全与地位的途径。性革命拥护者对婚姻中唯意志论的
思想意识表示敬佩；而现实却常常是无情的决定论的现实，尤其对妇女来说更是如
此：经济、文化、道德，然后才是性。
第三，本世纪20年代，西方的性伦理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一般自由派人士已不
仅是相信而且是恪守这样的教条——性压抑的对立面即性教育、性的自由谈论，以
及性的感受和表现，将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并已成为开明人士的主要标志。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之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从闭口不谈性问题，突然转变为狂热地着魔
于性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又经历了从法律上的道德主义到更
自由的法律制度的转变，这反映在大量的改革，尤其是关注性问题的改革之中，以
及造成了“零零碎碎的道德工程”。不过对性的法律控制的完全自由化从未达到。
根本原因在于，性革命并没有解决西方文化中的性问题。目光短浅的性自由主义者
没有看到，把个人抛人自由选择的茫茫大海，本身并不能给个人提供更多的自由，
相反，倒是更容易增加个人的内心冲突。他们所献身的性自由，其主要缺陷就在于
它并不是充分人道的。认为唯有自由就能解决一切性问题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天真
的幻想。
第四，战后资本主义关系在西方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内的扩张，造成了社会
支配的种种新形式，以及种种新的反抗形式和政治形式。在对性别关系和性的处理
方面的变化，便造成了近年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和性的激进运动。这些新的社会运动，
正在扩大民主这一术语，使包括性的民主，提到日程上来。它们提出了反对法律和
现存的道德观念（包括60年代和70年代“改良过的”法律）的性的自我决定的公正
原则；把那些过去认为不是政治问题的问题，即身份、快乐、赞同和选择的问题，
带人了政治领域之中。新的性运动引起了关于个人身份的切身问题，也触及到具有
决定性的社会分界。“性欲把大量起源于别处的矛盾集中到自己身上来：阶级的、
性别的、种族地位的、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冲突、道德上的可接受性和医疗上
的解释等方面的矛盾，在性欲这里有了一个交叉点。正是这，使得性成了伦理和政
治关注的一个特殊地点——成为恐惧和厌恶的一个特殊地点。”＇注＇
西方性史学家畜伊·唐娜希尔高度概括地指出：性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几乎是世
界性的；性革命为人类心灵带来的最大冲击则是道德的混淆。
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82年3月曾发表过一段有代表性的评论：
“我们正在遭到60年代播种下去的东西的报应。那些时髦的理论和放任的哗众取宠
的语言，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背景，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的古老美德在这种社会背
景下都被抹了黑。”的确，在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美德与恶行的斗争中，60年代
确乎是转化的关键时代，是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决定性的交会点。在随之而来
的混淆与不确定当中，存在着一种诱惑，它诱使人们或者退回到旧的“自然”真实
性之中，或者去寻求新的确定性，即一种新的绝对论。在这个过程中，性选择的困
难、复杂、微妙的问题都被忽略了。许多人仍在忧虑和恐惧中继续他们的生活，根
本没有被宣布放弃幼稚的愚蠢信念这类流行傲法所触动。
英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罗洛·梅在那本被誉为1969年度“最重要的书”中做出
结论：“在二十年代的十年间，我们的性态度和性习俗转变得如此之快，恰恰证明
了我们在外表上的变化，其速度远远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