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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不和，甚至家庭破裂的原因。为了保证新婚阶段性生活顺利进行，男
女双方事先都要在精神上作好准备，并用这方面的知识来丰富自己，这是
获得满意性生活的必要前提。由于性生活通常男性处于主导地位，在掌握
性技艺方面他们理应给予更多关注。
这实在是一段普通的话，然而也是一段有着深刻性伦理内涵的话。它以平凡的
语气告诉人们：当代中国性教育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第九章 性革命的伦理评价
性革命，是指世界上各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以来，在性领域中发生的一系列全
面巨变。从性伦理学角度考察，性革命实际上是对传统性关系与性伦理发起的全面
挑战，它促使人们对性传统进行再反思、再评价和再调整。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
政策的实施和发展，性革命思潮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当代中国正面临着
一场势在必行的性伦理的大变革。我们要正视发展中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伦理
学的基本原理，使中国的性伦理变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西方性革命中的伦理观
谈到60年代形成高潮的西方性革命，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这是本世纪人类在
伦理价值观及行为上最重大的改变。人类对性的传统态度被大大地放宽了，甚至做
了180度的转变，性从一件隐私的秘密变成了公开辩论的话题，在50年代令妇产科医
师都觉得脸红的话题，在70年代以后却能在电视或收音机里自由讨论。而象“性高
潮”、“双性恋”等原是医师与研究者的专门术语，如今也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供
全家大小阅读的杂志标题里。有人公开鼓吹自慰、婚前与婚外性行为、同性恋，而
老年人对当街拥吻的青年男女及赤身裸体的天体营也只能耸耸肩膀。这些可以看到
的迹象在显示，西方公众对性的观念已然发生巨变，性不再是一种由女人无”奈地
接受、男人罪恶地享受的“职责”，而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它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
也适合各种年龄的人，它的主要目的是快乐和消遣。
造成性革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过去长期性压抑的反动是一个原因；追求政
治、经济、性权力平等的女权运动也是一个原因；而科技的发达——工业化、都市
化、甚至汽车的使用也是一个原因。避孕方法的进步及宗教权威的弱化也使得人们
更勇于从事性行为。此外，新的性伦理观的提出及传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它粉碎了有关性的古老神话，促使人们对性传统进行再反思、再评价和再调整。实
际上是对传统性观念、性意识及性道德宣战的“性革命”，毫无疑问要涉及人们性
行为的方式及对这些方式作出新的调整问题（包括婚姻的形式、婚前性关系、婚外
性关系、离婚问题等等）。但从最基本的方面说，人们在进行这种种调整之前，首
先要有一种性伦理观的变革。没有作为先导的新性观念和新性意识的产生，建立新
的合乎道德的性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
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现象，性革命最初的主攻对象是19世纪西方虚伪的性文化。
西方历史上一般把19世纪后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称为维多利亚时代，以此期在
位的英国女王来命名。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风尚”，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虚伪二
字。一方面，宗教、舆论、学校教育和政府拼命地贬低和谴责任何性活动，尤其严
禁“言性”；另一方面，非道德的性活动却达到一千年来的顶峰。
面对长期形成的尖锐的道德冲突，第一批为西方人打开另一扇窗的是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通过介绍世界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告诉西方人，人类的性道德就象文化一样
众多。据穆多克（G·Murdock）的分析，在他所调查的民族中，绝对禁止婚前性行
为的不会超过5％，而另外20％认为婚前性行为不对的民族，并非基于道德的考虑，
而是不想为社会制造非法的私生子，因此，他们的矛头只好指向妇女。70％左右的
民族，则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容许婚前性行为。其他更耸人听闻的报告还有很多，阅
读这些异种民族无奇不有的性生活描述，除了给西方读者提供刺激外，更迫使他们
重新考虑自己那过分压抑的性伦理。
接着，一批性学家于19世纪末叶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其中，以弗洛伊德和霭理
士成果最丰富，影响最巨大。他们不仅是医师和性心理学家，不仅是性学第一发展
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也是当之无愧的性伦理学家。
20世纪初，叶南裴（Von Ehrenfels）出版了一本有关性伦理学的书，评论“自
然的”与“文明的”（文化的）性道德间的差异。为此，弗洛伊德撰写了《“文明
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不安》。这篇写于1908年的长文告诫人们，当“文明的”
道德占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个人生活的健康与活力可能受损，而这种牺牲个人、伤
害个人以激进文明的制度，如果升达某一个高度，无疑将反转过来，有害于原来的
目的。西方社会目前流行的性道德特征必须对此负完全的责任；诚然，这种性道德
在推动文明进展上曾经具有高度价值，但改造它的时机已经到了。在弗洛伊德看来，
西方社会当时奉行的性道德的特征，乃是将往昔只施于妇女的标准，扩展运用到男
人的性生活里，以及除了一夫一委的婚姻外，对所有其他性关系施以禁忌（taboo）
性的压制。由于考虑到两性间天性的差别，社会却又公然纵容男人的偶或离轨，而
事实上等于对他施行了双重的道德标准。但是一个容许双重标准存在的社会，便做
不到“热爱真理、诚实和人道”，便不得不驱使其成员虚饰，做伪君子，习于自欺
和欺人。文明的性道德，其遗毒事实上还不止此；它荣耀了一夫一妻制，因而阻塞
了“性择”的可能——既然在文明社会里生存竞争已因人道与卫生的考虑，降至最
低，则唯有性择能影响种族品质的改进。
四年后，弗洛伊德又进一步指出：想使性本性和文化的要求妥协，根本是痴人
梦话；文化教育对爱情生活的限制，带来了对性对象一般性的降格。但是，反过来
说，一开始就给以全然的性解放，更不会有好结果。不难明白，一旦情欲的满足大
过轻易，它便不会有什么价值可言。想使原欲情潮高涨，一些阻碍是必不可免的；
历史一次复一次地昭告我们，每当阻滞满足的自然力量消灭，人们便建立习俗的阻
力，以便享受爱情。这样的现象，无论于群体于个人皆然。当性的满足畅行无阻，
比如说：当一个古老文明颓废的时候，爱情变得没有价值，人生十分空虚，渐渐地，
人们遂不得不再发展出“反向作用”，来挽救爱情的情感价值。上述看法构成了弗
洛伊德性伦理观的核心内容。
与弗洛伊德同时，霭理士于1909年完成了巨著《性心理学研究录》最大的也是
最重要的第六卷《性与社会》。在该卷中，霭理士详细地阐发了他的性伦理观。他
尖锐地指出：我们西洋文化里根本没有性道德这一门东西。大家想起历来社会对于
所谓“性道德”的三令五申，一定以为这是一种很可诧异的结论。不错，我们是有
适用于性的范围的道德的。但要知此种道德大部分实在是属于资产道德的范围，而
与性的范围无干，其间的标准大半以资产为依据，而不以性的事实为依据。完全参
考了性的事实而形成的性道德，我们还没有，至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还没有。我们
普通的习惯是把现行的婚姻制度和抽象的“道德”混为一谈，以为合乎制度的，便
是道德的，否则，便是不道德的；不但如此，我们也往往不理会当代在进行中的种
种变迁，虽则很迟缓，很不易觉察，而对于我们的性道德，也未尝不在那里发生很
深刻的影响；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也不独我们所处的今日为然。换言之，道德
价值的转换与推陈出新是一种不断的过程；以前所公认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现在也
许变做不道德的了；以前大家毫不置疑的认为不道德的东西现在也许变做一个崭新
的标准了。在此基础上，霭理士主张性道德有五根理论柱石：婚姻自由，女子经济
独立，不生育的性结合与社会无关，女子性责任自负自责，性道德的最后对象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