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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干预的最起码依据就是配偶双方必须是异性、即婚姻的基本要素是男女两性。实
际生活中，人们也习惯把婚姻和异性相爱两个概念完全等同，以至于人们感到，探
讨所谓同性恋问题，简直是天方夜谭，毫无必要。然而，异性相婚的观念随着时代
的变化，也面临着现代意识的挑战。由于对婚姻与婚姻选择个人态度的变化，性爱
表达方式的改变，以及同性恋家庭的不断出现，加上现代人工生育技术的发展，试
管婴儿的产生，一些人不断对异性相婚这一传统观念提出质疑，要求修正。对此，
性伦理学应该进行考察和判断。
50年前，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翻译家潘光旦先生在对中国文献中的同性恋做
了详尽研究后推论说：质性恋的现象大约和人类的历史同样的悠久。一般的历史如
此，中国历史大概也不成一个例外。
《商书·伊训》曾说及“三风十愆”，说“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
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三风之一叫“乱风”，乱风包括回愆，其一
是“比顽童”。假如“顽童”所指的就是后世所称的“男风”，这便可视为是关于
同性恋的最早记载。
在中国历史上，同性恋首先被冠以“龙阳”的称号，其故事见《战国策·魏策》：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馀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
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
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里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
今以巨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王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内，
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寨装而趋大王，臣亦犹囗臣之前所得鱼也，
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日，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
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龙阳君姓名虽不传，但后人称同性恋为“龙阳
“，确源出于此。
此外，还称同性恋为“馀桃断袖”之癖。“馀桃”的典据见韩非子的《说难篇》：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
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日，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
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
人。及一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馀桃。故
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断袖”
的典据载《汉书·董贤传》。董贤年22，即为三公，哀帝兴会所至，甚至于要把汉
家天下禅让给他。《汉书，说他“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不久便
出则参乘，入同卧起。“尝昼寝，偏籍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
而起”，恩爱一至于此。
同性恋的现象，在中国历史的某个时候，某些地方，甚至发达。成一种风气，
如清代的福建、广东、以及首都所在地的北京，都有过这种风气。然而从总体上，
同性恋是为传统性伦理所坚决排斥的。从传统中国文献可以发现，同性恋的形成原
因被概括为四类。即环境劫诱说、意志堕落说、淫恶果报说、因缘轮回说。潘光旦
详论道：四个解释里，不用说，第一个是始终有它的地位的。第二个就有问题，除
非我们相信意志有时候可以绝对的自由。第三第四两说我们在今日已不能不放弃，
而代以遗传之说。还有应当注意的，就是四个解释都单单照顾到了被动的同性恋一
方，而与主动的同性恋者全不相干。这些都有待于近代科学的性伦理学来答复。
在西方的历史上，对同性恋的道德评价经历了大起大落。
在许多未开化与未开化的民族里，同性恋是一个很彰明较著的现象，有时候它
在风俗里很有地位。在古希腊人中间9同性恋的受人尊崇，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
步；他们认为它和理智的、审美的、甚至于道德的种种品性有联系，并且，更有不
少的人认为它比正常的异性恋还要来得尊贵。柏拉图的《恰尔米德斯》一书就描写
过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被一群崇拜者尾随着出现在公共场所。当这个小伙子走进来时，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去看他，一下子就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当他在凳子上坐下时，
这些人你推我搡地争着抢占他身边的座位，竟把几个人挤倒在地。尽管成年男子中
聚集着可供同性恋者相互爱慕的对象，但是，理想的同性恋则被认为应该在成年男
子和青年男子之间进行。前者是“爱者”扮演着爱情中主动的角色（男性）。后者
是“被爱者”扮演的是被动角色（女性）。当然，“爱者”那种心醉迷迷的爱，并
不是男性同性恋者的发明。它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
有关同性恋的描写，首先出现在希腊文学史上一个女性同性恋者的诗歌中。这
个人就是萨福。她的出生地来兹波斯岛，后来因此而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萨
福于公元前6世纪生活在该岛上。她在那里办了一所专门教授贵族礼仪的私立学校，
教学生诗歌、音乐和舞蹈。她发疯似地一个接一个地爱上了她的学生，用巧妙而充
满向感的诗歌向她们表达爱情。她的诗歌为她在以后的希腊人心目中赢得了“第十
艺术女神”的美称。她的同性恋癖好并没有影响正常的婚姻生活。她有丈夫并生养
了一个女儿。
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的费罗用“同性恋”术语翻译了罪恶之地的故事。从此，
一个不精确的《圣经》故事便使同性恋变成对国家的严重危害。这个故事是讨厌希
腊习俗的犹太人描述的，接着基督徒也厌弃了“非本性罪孽”。在康斯坦丁诺普的
“新古罗马”时代，皇帝亚斯蒂尼将古罗马法和基督教的道德融为一体，并颇为成
功地在大部分领域付诸现实。他的观点是，亵渎和同性恋同样不虔诚。他命令首都
杰出的警察局长逮捕那受到警告而坚持上述违法行为和不虔诚的人，并对他们予以
严厉的惩罚，这样做，城市和国家才不会因上述罪孽而遭受损害。541年，亚斯蒂尼
的话几乎刚刚被传开，就在康斯坦丁诺普开始流行严重的瘟疫，这个城市中1／3的
居民在3年内都染上了这种瘟疫。这被视为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
另一方面，强烈否认基督教道德对于教会也是一种危险。教会十分清楚自己内
部也有同性恋者；僧侣生活开始时，教会法规开始经受偶然的神经颤抖。公元567年，
第二次检查会议上批准的、在公元529年创立的一个教派规定，一张床上永远不能睡
两个教士；几世纪后，对修女也有了同样的规定。再者，住宿的灯要通宵达旦。公
元693年，托莱多会议规定，如果一个男性犯了同其他男人进行的“非本性罪孽”，
而这人是主教，或教士、执事和职员时，他要被降级并被罚终生流放，使之遭天罚
而死去。协会对于罪犯的惩罚是鞭打100下，剃光头和驱逐出境。对于教会成员的惩
罚，国王加上了世俗的阉割惩罚。即使如此，基督教教规的要旨仍是，神父的异性
恋比同性恋的问题更严重。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教士独身的过分要求已引起世
人的惊恐，教士中同性恋的增加严重影响了俗人。11世纪，彼得·达米尼再次站出
来公开反对同性恋。13世纪的神学家汤姆阿维内思加强了传统上对同性恋的敬畏，
同性恋被定义为对上帝规定的自然秩序的歪曲，是贪欲和信奉异教邪说的结果。在
1976年关于性伦理学某些问题的声明中，罗马教廷重申同性恋不合法。
如果说在教会面前，同性恋作为一个主要抨击对象，那么在性学那里，同性恋
首先是个研究对象。卡尔·海因里希·乌尔里克斯在1864年至1879年间发表了12卷
关于同性恋的著作。这一成就对于卡尔·韦斯特法尔在1870年发现“相反的性冲动”，
对于克兰夫特一埃宾后来更为广泛的关于性变态的探讨，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克拉
夫特一埃宾那本被公认为性学确立的《性心理病》，自称是对“异常”所作的“医
～法学研究”（其副标题注为“特别涉及到厌恶型性本能”）。该书提出了从后天
同性恋到兽交癖的一套性反常分类表。其后，陆续出现了关于同性恋成因的三派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