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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肖山杨家。他们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
临别时，三人说话心平气和，十分冷静。不久，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7、
28、29日连续刊登了三则启事。瞿、杨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
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杨、沈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
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沈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
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瞿秋白和杨之华的超乎寻常的结合，引起了一些人，包括
某些自己同志的不理解，甚至于非议。杨之华的父母认为这事丢了杨家的面子，没
有参加他们的婚礼。翟秋白的心情很苦恼。他在这时写了十几封信，寄给在北京的
丁玲。这一束象谜似的、使人费解的信，表达了他的内心的烦恼和惶惑，反映了一
个人性格上、心理上的矛盾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平凡的、普通的人物，还
是伟大的、杰出的人物，似乎都免不掉这种矛盾的困扰。要彻底排除这种困扰，除
了消除造成这种困扰的个人的主观因素外，还要消除外在的客观的因素，即社会和
阶级的落后于时代的消极因素；后者也许是更重要的。这一史实，在今天依然值得
我们反复思索。
三、婚外异性交往
前边刚刚论述的情人现象，即属于婚外的异性交往。但那是具有独特内涵的，
狭义的婚外异性交往。
现在，我们拟从更广泛的角度，去研究脱离开情人意义婚外异性交往。对于当
代中国来说，这个问题有着比情人现象更普遍的伦理价值；同时，科学地认识并普
及婚外异性交往的伦理标准，也有助于解决情人现象所带来的某些社会问题。
早在五四时期，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就开始热烈地鼓吹男女社交公开。他们
鲜明地提出：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在他们看来，男女同是人类，除了生
理的组织稍有不同外，并没有两样的地方。中国人为什么因了这两个字，生出种种
的问题呢？都是受古人遗传下来的“礼教”两个字的毒。自从有了“礼教”两个字，
男女有起界域来了！有起礼防来了！男女的交际秘密起来了！男女的情感，变成不
可以对人说的了！因了这种种的缘故，就生出什么“奸淫”、“贞操”、“节操”
等等的问题。一个四万万人的中国，几乎变成二万万人的中国，这不是一件可笑的
事么？“道德”是真的，善的，美的，“礼防”是伪的，虚的；有“礼防”并不足
以致道德，无“礼防”并不就是不道德，并且可以致道德。这些主张无疑具有极现
实的社会意义的。
恰恰是在1919年5月4日，《晨报》发表了一篇《男女交际问题杂感》。作者徐
彦之记下自己的一段“切肤之痛”：
上年暑假我回家结婚，结婚之后因为M．Lepouse的关系，和一位女子
有了两次谈话。本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当时也没发生什么枝节，不意我离
开家回过北京之后，竟有人说我的坏话，给我散布许多谣言。因此有位朋
友写信报告于我，还劝戒我道：“无论如何，总是你自己的不检点。古该
有之‘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如果你自
己能防未然，不处嫌疑的地步，那还有人说你的坏话吗？……”不摸瓜不
偷李就是了，连冠也不能正、履也不能纳，然后才算君子！纳履正冠的和
“摸瓜”“偷李”的一样的是坏人！社会就不见容！我不恨这是社会之罪，
只恨我既是社会的一分子，为什么不能把他的恶浊洗净？我接朋友这封信，
真有些诉不出的苦痛！
一位三十多岁的朋友，读了这段70年前的文字，竟感慨地说：“我目前正在经
历这种切肤之痛！应该怎么办呢？”笔者向他推荐了沈雁冰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篇
为《男女社交公开问题管见》，写于1920年2月5日。文章写道：为什么要男女社交
公开呢？无非是想把反常的状态回到合理的状态罢了！男女既然同是人，便该做人
类的事。男人可到的地方，女人当然也可以到；能这样的便是合理的状态，不能这
样的便是反常的状态，这是极显明的。至于再进一步讲，拿社会进化的大题目来说，
便知偏枯的社会决没有进化的希望。男女社交不公开是偏枯的表面的最显见的；背
后藏的。便是经济底知识底道德的不平等。如此男女关系的社会，总是一天一天向
后退，不能朝前进，不论是经济的、知识的、道德的方面。所以反对派保牢男女间
不平等的道德关系，以为是维持男女间道德的堤防，简直是说梦话。讲到这里，我
们便可以下一句断语道：“男女社交公开是当然的合理的要求。”但我们也要知道，
社交公开仅仅是打破男女间偏枯底道德的第一步。我们现在提倡男女社交公开，应
得有以下的几层预备：一是创造合理的新道德，关于两性间的新道德；二是社会上
引人发展兽欲本能的娱乐品，和侮辱女子人格的恶习恶制，都该先行去净；三是增
进女子教育；四是男子对于女子心理的改变；五是一切旧俗关于男女的区分都须去
掉。
另一篇为1921年9月发表的《再论男女社交问题》。此时的沈雁冰，已经加入到
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证说：怎样的社交是我们理想
中认为正当的社交呢？这答话或者要各人不同，若要提出一句大家可以容纳的话，
无过于“这是两个‘人’的交际，止于友谊的关系”这一句话了。但我就要问曰：
“男女有爱慕之情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倘若由友谊而发生爱情，你能禁止他，应该
禁止么？你能说那些正在恋爱途中的男女交际不是正当的么？”再者，男女相互间
的了解，在无恋爱时是至于某种程度，在有恋爱后是至于某种程度，一定不能相同，
不增不减；很有些男女在既恋爱后，反倒发现出许多两人不能情投意合之点，在这
状况里，恋爱从沸点降到冰点的，乃常有之事。恋爱既冷，则各自走开，或触到了
别个男或女而再发生出恋爱，自然亦是常有之事，不能禁止他们，也不能说他们不
应该；然则请问在这情形下的男女交际可说是正当呢，不正当呢？我因此觉得从正
面下个定义，说如何如何的社交方是正当的，其事极难；只可从反面定下几个“不
能”，例如“不能用金钱诱惑”等等，可是也决不能有妥善的规定可以包括一切的。
怎样是理想的正当办法，实际上是不能有的。想从这里讨论出一个救济目前所谓
“不稳”态度的方法，一定不会有的，徒然纷扰而已。因为男女社交的出乎正轨，
在根本上是社会制度的不良产生出来的，不把这根源打破、取消，理想的图案仍是
不能实在办到。沈雁冰强调：“根据一己的理想的社交观去衡量一般人的社交，大
可不必；与其对于此辈入迷途者多批评、多喝骂，倒不如去研究何以社会中发生这
种现象，更为好些！”70年来，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以此为基本前提，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成员
素质的不断提高，我们已完全有可能不断接近男女社交的理想境界。
然而，在我们奔向男女社交理想境界的历程中，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又摆在面
前：异性间有没有不带情爱或性欲的纯粹友谊？这个问题直接关系着婚外异性交往
的伦理内涵。它长期地困扰着人们，既使不是数千年，也至少有数百年了。
法国作家莫罗阿关于论友谊的著名讲演就曾涉及到这个难题：男女之间的友谊
是不是可能的？能否和男子间最美满的友谊具有同样的性质？一般的意见往往是否
定的。人家说，在这等交际中怎会没有性的成份？假如竟是没有，难道女人（即是
最不风骚的）不觉得多少受着男子的慑服么？一个男子，若在女子旁边过着友谊情
境中所能有的自由生活而从不感到有何欲念，亦是反乎常态的事；在这等情形中，
情欲的机能会自动发生作用。与此相反，一些伦理学家认为有男女之间的最纯粹的
友谊，并把它归纳到三种类别中去。第一类是弱者的雏形的爱，因为没有勇气，故
逗留在情操圈内。第二类是老年人想从友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