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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有关调查，以资参考。
1948年，美国出版了一部长达804页的大部头学术专著《金西报告》。其原名是
《人类男性的性行为》，作者即阿尔费雷德·金西。《金西报告》作为世界性学史
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都市人口的性行为实况。金西在他
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发现，非常非常多的男人十分想知道：到底有多少男人发生过婚
外性交？显然，这是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者已有过此事，或者是想去
做。他们想通过了解它的发生率来调解自己的内心冲突，或者安慰自己道：
我也不会遭到法律的或社会的惩罚的。同时，这种关心也表明这些男性害
怕自己的婚外性交被人知道。结果这些因素使我们对这方面的调查格外困
难。因此，我们现在所获的数据只是最低限度的，真实数据可能还要高10
％到20％。我们也许有把握说，所有在婚男性的一半，都在一生中的某个
时候有过婚外性交。
婚外性交的对象一般都是女友，妓女只占8％到15％。下层人有时找半
职业的卖淫者，但多是本阶层的在婚妇女。上层男性可以找各种女性，但
也多是本阶层女性。婚外性交的后果，更多地取决于配偶的态度，以及他
们所属社会群体的态度，较少地取决于事情的影响和与什么人发生。各个
阶层的妻子们常常更能宽容丈夫的婚外性交，而丈夫们却截然相反。
总而言之，人口中有婚外性交者的比例并不是特别大，即使那些公开
要求这种自由并捍卫其权利的人，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真有此事的也很少。
我们现在还无法断言上述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也许这对道德改良是一个
贡献，促使道德不再去控制那些自认巴解放了的人的行为；也许这是一种
告戒：婚外性交会带来当事人没有料到的困难和苦果；也许这只不过是表
明：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体制下，婚外性交还难于成功地进行。但确定无疑
的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整个社会，在最终论定婚外性交对个人、
对他们与家庭的关系、对整个社会发挥了何种作用时，首先必须具有大量
的更为科学的数据。
显然，金西所调查的美国社会与中国的国情有巨大差别；但是，金西所提出的
问题，却要求我们的性伦理学予以认真对待。
还有更为迫切的问题，即充分评估并努力克服通奸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性伦理
学的一种理论颇为深刻地指出：通奸所满足的需要之一，是人们对于探险的需要—
—爱情被视为最后的未知世界。这种需要是对于阅历、危险、伤痛和生活的需要，
在本质上也是对于性之作为一种戏剧性的、神秘的约会的需要。在过去，对于通奸
的恐惧感一般都是喜剧性的，是滑稽剧的材料。但是，一旦社会允许离婚，通奸便
威胁着婚姻并因而变成一件严重的事情。离婚愈容易，这种威胁性就愈大，而通奸
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愈严峻。
耐人寻昧的是，同样从维护婚姻的稳定出发，伯特兰·罗素却提出另外的建议。
他认为，通奸本身不应做为离婚的依据。除了那些受教权停止命令和强烈的道德自
责心约束的人以外，其他人都不可能在一生中对于通奸从不产生强烈的冲动。但是
这种冲动绝不意味着婚姻不能有它的功用了。即使有了这种冲动，夫妇之间仍会具
有热烈的爱情，而且双方仍会希望婚姻能够继续。这种情况下的不忠行为不应成为
日后幸福生活的障碍。传统道德歪曲了通好的心理，它认为，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
国家中，若对一个人有了爱情，那就不可能同时再对另一个人有真正的爱情了。所
有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事实，但是由于妒忌的影响，所有的人又都根据这一伪理论，
把蚂蚁说成大象。因此，通奸并不能构成离婚的充分根据，除非人们在通奸的时候，
真的认为第三者比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好。这番话当然指的不是那种导致生孩子式的
性交。一牵涉到私生子，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罗素的建议明显地表现出对通奸恶
果的估计不足。话说回来，如果在坚决批评通奸行为的道德前提下，从给予通奸者
改正错误的立场上出发，那么罗素的意见对于修复处于危机状态的婚姻关系，还是
具有其可批判借鉴的内容。
最后，谈谈第三者问题。
“第三者”，可以说是伴随当代中国情人现象而产生的新名词。1983年，中国
婚姻家庭研究会曾专门召开过一次学术会议，讨论关于如何界定第三者。出席会议
的不仅有参加起草新婚姻法的几位法学家，还有来自北京市区级法院、中级法院和
高级法院民庭的负责同志。笔者清晰地记的，这几位经验丰富的法官对于“什么是
第三者”持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有鉴于此，在讨论关于第三者问题之时，需要首先
对这一概念做出界说。在我们看来，“第三者”应该是指力图与某一特定的异性已
婚者缔造新的婚姻关系或客观上导致原有婚姻关系破裂的人。在当代中国的情人现
象中，第三者对婚姻关系和两性道德冲击最大，因而最为社会以及性伦理学所关注。
1981年10月到1982年2月，笔者受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委托，对新婚姻法实践一年
来的情况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北京市各级妇联以及法院的工作人员对于第三
者插足，造成原有婚姻关系破裂的问题最为重视，反映也最为强烈。东城区1981年
1至9月受理的477件离婚案中，查实原告喜新厌旧或被告有通奸行为的共51件，占1
1％；怀疑作风不正，但尚未查实的有76件，占16％；两类总计127件，百分比为27
％，居于全部离婚案的第一位。涉及第三者插足的离婚案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一
是婚前并无感情基础，由于其他原因而结婚，婚后感情又未能培养起来，以后一方
另有所爱提出离婚；二是婚前有一定感情基础，婚后出现一些矛盾，双方感情逐渐
淡薄，此后一方另有所爱；三是夫妻感情融洽，由于第三者的插入，一方感情发生
变异，为达到摒弃旧侣，另寻新欢的目的，故意制造矛盾，致使感情破裂，即通常
所说的喜新是因，厌旧是果。
对于第三者插足的问题进行道德评价，应该以维护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
想和道德为基点，并且不脱离我国婚姻的现状。一位负责同志曾与笔者谈道：“应
该承认，我国现实情况有不少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要完全以爱情为基础来衡量
所有的婚姻，也是不合理的。如果因为有离婚自由的规定，就把那些不完全以爱情
为基础的婚姻一律否定，轻率离婚，那简直是不顾历史发展情况，不作具体分析的
荒谬主张。”这个意见值得重视。同时，我们认为，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处理涉及第
三者插入的离婚案的作法也值得提倡。他们从维护社会主义婚姻法和婚姻道德的统
一性出发，千方百计地做好犯有错误一方的工作，切断其与第三者的联系，尽力使
夫妻和好，破镜重圆。对于那种感情确已破裂，也先分清是非责任，在判决书或调
解书中既写明由于双方感情已经破裂，依法准予离婚，又写明有错误一方的过失和
责任，从道义上支持无过错的一方。
在对第三者进行伦理评价时，还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尤其是对于
插足于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婚姻关系的第三者，更不能笼统地称之为恶行。这里以中
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者之一的瞿秋白为例。1924年11月，瞿秋白第二次结婚，爱
人是他的学生和战友杨之华。无庸讳言，瞿秋白与杨之华相爱之初，杨之华尚为沈
剑龙之妻，且有个女儿。杨之华的第一次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杨、沈两家是世交，
杨之华和沈剑龙在幼年时，便由双方的家长杨父杨羹梅和沈父沈空庐定了亲。从生
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这一对夫妻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出现了裂痕，并且分歧越来
越大，最后到了不得不分离的地步。杨之华把女儿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只生这
一个，从此表明她对沈剑龙的决裂。
关于杨沈的离婚，瞿杨的结婚有一段佳话：1924年11月，瞿秋白与杨之华一起
回到肖山杨家。他们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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