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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现在每四户人家就有一家单身户，而在1955年每十户
人家才有一个单身户，相比之下，变化很显著。这些独身的个人是一些尚未结婚的
年轻人、上了年纪的人和新近离了婚的人。今天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社
会的基本建筑构件变成了单独的个人，而不再是家庭。
据《加拿大日报》报道：加拿大有160万人是单身独居的，占全国“家庭”数字
的20％。这个比例比1971年多了一倍。以绝对数来说，在10年之内，独身居住的人
口增加了71。4万人。所谓“单独居住”是指一个人单独居住在一间屋或一个单元。
独身父母与儿女一起居住并不属于这一类。请注意：“单独居住”和“单独生活”
是两个稍有不同意义的概念。因为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单独居住”的人并不就
是“单独生活”，人除了家居生活之外，还有社交生活、工作生活和其它所谓的
“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等等，甚至还使人联想起“性生活”。毫无疑问，此
类潮流必然会对中国的两性关系有所冲击。
我们的着眼点也恰恰在于寻求正确解决中国社会独身问题的途径。《婚姻与家
庭》杂志的一位作者提出了有关对策：在对独身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上，应坚持两个
基本原则：其一，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利。就是说，尽可能地让当事人自己在实际
生活中对自己的婚恋大事做出合适的抉择。其二，尊重婚姻发展的规律。违背婚恋
发展的规律去解决婚恋问题，会使良好愿望导致可悲的结局。现代社会对独身者的
真正帮助，首先应当运用社会的力量，创造一种适合解决独身问题的社会环境和观
念意识，并且采取一些实际步骤，如心理、生理咨询服务，扩大社交机会等，为独
身者交流感情创造条件。从这样两个原则出发，我们的社会如果能在独身问题上采
取不提倡、不非议和不强迫的“三不主义”，可能会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在上述
“三不主义”中，“不提倡”作为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其真正实现，有赖于“不
非议”与“不强迫”的实现。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不提倡”并不难办，而“不非
议”和“不强迫”，则还需要社会去做很多工作。
我们以为，上述对策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同时，我们还想指出，解决问题的关
键还要靠我们继续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独身现象的特点及其社会根源。
独身有两个极端类型。第一种类型的主人公说：“我是独身主义者。独身可不
等于禁欲。我是个人，人离不了异性，只是方式不。同罢了。而禁欲却等于慢性自
杀。在对待异性的问题上，我是攻击型，我总是主动寻找战机，并多数获胜。我从
不象伪君子似的表白自己正经。”第二种类型的主人公说：“我是个老处女、但我
讨厌‘老处女’这三个字！一切和处女有关的字眼儿我都讨厌！这是我的一块心病！
我为自己处女膜的不完整而揪心。曾经有好几个男子追求过我，我也爱过他们。他
们几乎每个人都想和我发生性关系，我不肯。我矛盾极了。我理解他们，我们都是
大龄青年，他们情欲是正常的。我其实也想，我也已经不小了，性的欲望常常骚扰
着我，但我不敢。不是为别人，是怕他们发现我不是处女而怀疑我过去不干净。我
打算今生不再恋爱，也不结婚。我是处女，我永远是这该死的处女！我只有不让一
个男人碰我才能证实我确实是处女……”这种盲目固守传统处女观的独身，在表现
形式上显然与前一种全盘性自由化的独身是对立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性伦理学
来说，都不可取。
问题的难点在于，当代中国的许多大龄青年，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女性，实在是
相当被动（或者说是相当不情愿）地踏上独身之路的。其中确有一些社会因素，诸
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所施加的影响，几乎是他们不可抗拒的。我们理解他们的
处境，但我们面对严峻的现实只能说：这是婚姻关系的社会进步历程必然伴有的社
会现象；整个社会的进步，往往要以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
潘光旦编译的《优生原理》一书就提出富有远见的“择优的姻选”理论，指的
是男女在选择的时候，彼此立意的要觅取在某一个品性或某几个品性上高人一等的
对象。假定没有高人一等的对象，他或她就根本不预备结婚。在今日的文明社会里，
终身找不到配偶的分子不在少数。就全部的人口而论，“统计学家认为终身不娶的
人要占到10％，而在有的国家，百分数要高得多，即决不止10％。然则如果这些终
身不婚的分子，在品性上和结婚的分子有些显著的区别的话，这其间势不能不发生
择优的婚选现象，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统计学家德勃林曾经算过，一个满30岁以上未婚男子要多活5年而在此5年
内设法完婚，他所有的机会是1／2，而同样的一个女子的机会只有1／4。当代的女
子时常发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不想结婚，但合适的男子又在哪里？”这
问题是很容易答复的。在任何时代里，“合适的男子”本就不多，而在她们发问的
时候，最合适的一部分大概都已经结婚了。因此，一个女子，或因主张关系，或因
漠不关心的缘故，或为情势所迫，以致过了25岁，才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她的选
择的范围势必已经是非常之狭窄，她的教育造诣越高，心目中的标准越严，这狭窄
的程度就越发增加。就大体说，特别是就今日的情形说，智力与社会身份的类聚婚
姻的一般趋势和择优婚姻的趋势多少有些抵牾，而前者的地位往往不免为后者所侵
夺。因此，智力与地位低的女子反而占了便宜，而高的反而吃了亏。要补救这种不
平衡与“错配”的现象，我们以为一面应当教育男子，使他们于择偶的时候，更要
小心仔细，要审察实际的身心品性，而勿惑于浮光掠影，而一面对于智力卓越的女
子的环境要力求整顿。在教育的环境方面，要使教育的结果更能准备她们走上婚姻
与家庭的路；在社会的环境方面，要使她们更能和智力卓越的男子发生接触，发生
交际的关系。
这里，有必要再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1987年与1982年相比，农村
独身人口占全国独身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其中男性比例下降了13。87％，女性的比
例下降了13。10％。与此同时，市、镇独身人口的比例则有所上升，尤其镇男性和市
女性的比例上升较快，前者上升了11。11％，后者上升了8。41％。
农村独身人数之所以逐步下降，根本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农村实行了卓有成效
的经济改革，生产全面增长，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了农民缔结婚姻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使为数众多的男性农民有钱娶媳妇。
这表明，解一决中国独身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大力
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城镇独身人数之所以有所增加，重要原因则是，近年来中国城镇的婚姻价值观
发生了新的变化。其基本趋向是人们日益重视对象的个人素质。调查表明，居住在
小镇中的独身男性文化素质一般偏低，很多人难以被镇中的女性看中。居住在城市
的独身女性，文化素质等一般偏高。以大学毕业这一层次为例，1982年独身男性人
数为独身女性的2倍，1987年的男女之比为1。68：1。由于许多男性与低层次文化素
质的女性缔结了婚姻，致使一部分素质较高的女性成为独身者。这表明，解决中国
独身问题的重要途径，是要在加强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
地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素质。
然而，一个更为现实、也更为尖锐的难题又摆在面前：对于当代中国置身于
“独身”行列的为数可观的人们，社会将要求他们奉行怎样的性伦理？一百多年前，
倍倍尔在研究独身问题时首先强。调：即使是不完全的结婚也比独身生活好。接着，
他引证有关资料说：有一种确实有效的方法，不仅可以阻止老处女的凋萎行程，并
且可以使已经谢了的花儿重新回复到相当程度——这个方法就是有规律而正当的性
交。只是非常遗憾，在现今社会关系之下，这种方法，除去极少数之外，是不允许
和不能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