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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霭理士关于贞节的思想以及潘光旦所做的解说，都是相当深刻的。
这两位学者所界说的“贞节”，应该成为婚前关系中性伦理的重要内容。
四、同居
1988年春，《婚姻与家庭》杂志收到一篇题为《论同居》来稿。这显然触及了
一个敏感问题。为慎重起见，编辑部把该稿的复印件分发给有关编委以征求意见。
接着，编辑部在全国妇联召开了“关于同居问题的讨论会”。会议邀请的人不多，
但发言的热烈却超出预料。有鉴于此，1988年第9期的《婚姻与家庭》杂志发表了一
组谈同居的文章。编者按称：“同居，自然是指无配偶（未婚、丧偶、离异）的成
年男女自愿结合过夫妻生活，而未到民政部门进行婚姻登记。同居，作为一种婚姻
家庭形式，发达国家已屡见不鲜；在我国也不少见。我们发表这组文章，绝非有意
提倡什么，而是旨在引起各界热心人士的关注，对同居的基础、心态、利弊、发展
趋势作较深入的探讨和预测。”半年后，在1989年4月出版的《婚姻与家庭》“婚姻
与性问题专号”上，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同居的对话》，以期继续推动关于同居问
题的研究。
我们作为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主办的《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兼职编辑，认为
应当把同居问题列入我国性伦理学研究的议事日程。
不妨先看看国外社会学和伦理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来自美国研究者的许多报
告指出，婚前同居代表了当今西方社会婚前关系的最新动向：以非形式化和非榨取
性为主要特征。这些研究者认为学生们现在受到了人本主义思潮的冲击，开始了对
人性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学生们在寻找婚姻的候选人，还不如说他们
渴望得到的是有发展持久关系可能的异性朋友。”专家们也意识到这种同居关系的
预测性意义，他们甚至推断：非婚同居将很快变成美国占统治地位文化的一部分，
它也许决定了大多数人在特定时期的私生活风格跨文化的。研究表明，婚前同居现
象并不局限于美国，这种现象在非西方国家，例如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正在发生变化
的国家也有增多的趋势。当然，这也与它们的文化伦理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高速率的社会变迁，更替了人们的行动价值，也逐渐填平了两性之间存在的传
统沟壑，这些都为青年异性之间广泛的社会交往扫除了障碍。于是，非婚同居现象
象野火一样在美国文化这种供其所宜的气候中迅速蔓延开来。据统计，近30年来，
非婚同居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这种现象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对于
非婚同居这个事实的确认，人们似乎已没有什么歧议，但在其原因的解释方面可谓
众说纷纭。在这众多的观点中，婚姻问题专家马凯琳的见解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她认为，笼统地谈论同居关系是不精确的，美国青年人的非婚同居关系至少可以分
五种：（1）暂时方便型：临时同宿共居，各得其利。（2）虚饰型：并无约束，仅
以同居作为一种自娱性活动。（3）试婚型：在缔结姻缘前试探性同居。（4）暂定
择偶型：两厢情愿，暂定结合，见机行事。（5）持久型：共同生活年长日久，然无
法定手续。马凯琳基于她的研究指出：非婚同居的男女具有志愿性的结合基础，所
以在相互满足的程度上似与正式配偶没有很大差别，其生活风格也显得新颖别致。
当然也不能否认这种关系的脆弱性（相对于正式婚关系来说），但是，即使关系破
裂通常也不会求助诉讼程序的调停或仲裁。在引证了其他研究者的有关报告后，马
凯琳又指出：即使是最摩登的同居方式，也没有完全会却最基本的性角色关系中的
传统价值，即性关系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自动地制约了同后双方的性行为。
以上是西方社会同居的分类模式，当代中国社会的同居现象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当代中国同居关系的普遍表现是事实婚模式。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一份材料表明：事实婚姻作为一种广泛地存在于我
国社会生活中的婚姻形式，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持慎重从事的态度。在我
国目前的条件下，一概肯定或否认，都是不妥当的。
从历史上来看，长期盛行仪式婚制度。必须经过一系列婚嫁之礼仪程序，婚姻
关系才能得到社会承认。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革命根据地首次实行结
婚登记制度，但根据当时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法律上对法律登记婚和事实婚这两
种结婚形式都承认其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5月1日颁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该法第6条规定：“结婚应男女双方亲到所在地（区、乡）人
民政府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1953年7月29日东法行字第3806号批复指出：
“我们认为婚姻法施行后，婚姻登记机关已建立地区；结婚而不去登记或在这次贯
彻婚姻法运动后，仍有不经登记而结婚都是不应该的。但在目前情况下，婚姻法宣
传还不够广与深，因此对事实上已结婚，而仅欠缺结婚登记手续者，除给予一定教
育外，仍应视为夫妻关系。”第二次（1979年）和第四次（1984年）全国民事审判
工作会议文件均规定结婚不登记是违法行为，除进行批评教育外，可分别不同情况
予以处理。
建国以来的审判实践，历来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对待事实婚问题，即对于符合婚
姻法规定的结婚要件的事实婚姻，在产生纠纷时？除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外，
一般可承认其有婚姻效力。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结婚事实要件的事实婚姻，则不承认
其法律效力。如果我们对事实婚完全否认，从形式上似乎体现了法律和道德的严肃
性，实质上却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因为在事实婚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如果许
可当事人不负责任地抛弃事实婚姻摆脱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就会使一些品质不端的
人任意遗弃配偶、子女，抛弃家庭，尤其使妇女、儿童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也会助
长一些农村妇女流浪在外与他人同居骗取钱财的不良现象；使一些人在“政府不解
决自己解决”的思想支配下，行凶闹事，矛盾激化，从而给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带
来破坏性影响。所以，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承认其法律效力和伦理价值，
是维护、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性关系的需要。
当代中国同居关系的第二种表现是反传统模式。如果说置于事实婚同居关系下
的大多数是些法制观念淡漠，素质较低的人们；那么，以反传统面目表现的同居者，
则是些观点较新，素质较高的人们，其中不乏“思想改革者”。
反传统的同居模式可以追溯到五四时代。1923年在上海创刊的《妇女周报》第
9号上，一篇署名子荣的文章曾就结婚仪式发表了如下见解：“我以为这个仪式固然
不必规定，而且还是不必有的；即使不废止，也应彻底改过才行。”该文引述意大
利密该耳思所著《性的伦理》中的有关思想后指出：两性的接近应以渐，由最初的
漠然的性的牵引进行性择，加上智情的融合，发生恋爱，以肉体的结合为顶点，这
个过程当自然而然，不可稍有勉强；恋爱成熟而强令禁欲，恋爱未熟而强令结合，
都是有害，也都是不道德的。相爱的男女的性行为的开始只应以恋爱自然的发展为
准，不必一定在公布期日的某时刻；这就是说凡真实相爱而有互相厮守之诚意的男
女（普通婚约者亦在内），其同居的时日尽可自由开始，无指定之必要，至于婚礼
则当改为招待亲友的性质，在同居数月以至一年，或生了子女以后，均无不可，但
决不可在同居以前，因为这只是告诉亲友他们已经结合，并不是先求许可才去结合。
因此我对于普通的一切结婚仪式都很反对，觉得里边含有野蛮的遗习与卑狠的色彩。
平常总是要人死了才吊丧，小孩生了才贺喜，唯独婚事要在事前大吹大擂的闹，真
是荒谬极了。
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陈望道撰文肯定了上述主张。这位《共产党宣言》的最早
译者还多次表述了类似的立场：“我以为男女真正以恋爱的结合，其开始共同生活
的日子，尽可自由不必通知任何人，也无通知的必要。倘必要行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