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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伦理学-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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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全新的准则。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性爱发展的巨大伦理价值做出深
刻的评述:“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
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
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
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
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
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
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
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注'不难看出,以往区分性交关系是否合乎道德
唯一的标准是婚姻(指阶级社会),现在却出现了另一个标准——性爱。而这两个
标准是很不相同的。夫权制婚姻最不以爱情为基础。因而使得遵照一个标准被评价
为合乎道德的性交关系,采用另一个标准就会得到正好相反的评价。
    怎样评价性爱标准呢?
    首先应该肯定,性爱标准的提出,是两性关系道德进步的里程碑。当代中国赞
同性爱标准的人们日益增多,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社会中仍然存留的封建婚姻关系
的谴责。
    其次应该看到,中国毕竟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性爱变为实际的而不只是
理想上的两性关系调节者的现实可能性出现了。并且,同这种可能性一起还产生了
使性爱实现的迫切必要性。性爱有可能成为对两性关系,包括婚姻关系的唯一主要
调节者。因此,我们现在就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性爱这一伦理原则。
    当然,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对其成员间性交关系的道德
评价,还不能单纯以性爱本身为依据;当然也不是仅以婚姻本身为依据,而是二者
的统一,即按照性爱建立的婚姻为依据的。不应把这种统一看作纯粹表面的东西。
在两性关系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婚姻本身就是作为有无真正性爱的标
准出现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婚姻和性爱的可能的和必要的统一,决不
意味着它们相等。性爱可以消逝,可以被新的性爱所代替。在这种场合,无论对于
当事人还是对于社会,都必然会出现关于原来的婚姻和以这种婚姻为基础的家庭的
命运问题,会遇到复杂的矛盾。对于旧的性爱消失、新的感情产生而想离婚和重新
结婚的人,社会不能笼统地指责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不然的话,那就必然使性爱失
去作为婚姻关系调节者的意义,从而就会出现非规范的性关系。
    简言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一方面使性爱作为两一性关系的现实
调节者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它作为这种调节者的作用范
围。由此,决定了性爱原则在现实两性关系中的伦理地位:性爱原则已经成为两性
伦理关系中的现实调节者,但不是唯一的调节者。

                              五、私事原则

    霭理士在谈到“新性道德的酝酿”时,曾经写道:近代有一种很切实的运动,
足以证明我们的性道德确乎已经渐渐走上一个新的立足点。那就是一般对于国家于
涉的婚姻与教会干涉的婚姻的态度了。不但如此,他们并且慢慢的以为,除非是有
子女的问题,国家对于性的关系,不应该横加干涉。性的行为应该成为私人的事。
霭理士指出的“私事”原则极富代表性,它几乎受到资产阶级新性道德专家的一致
拥护,并进而成为资产阶级性伦理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许有些朋友会问:私事原则既然为资产阶级性伦理学家所赞成,难道还能变
成当代中国性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吗?
    在我们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其根据颇为简单:作为深刻地反映着人类两性伦
理进步趋势的“私事原则”,并不是资产阶级性伦理学的专利品;恰恰相反,正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率先揭示了两性关系中的私事原则的伦理价值。
    1847年1月底,正义者同盟的密使约瑟夫·莫尔由伦敦到布鲁塞尔拜会马克思,
随后经赴巴黎访问恩格斯。莫尔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帮助同盟进行改组。
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后,正义者同盟就开始改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第一
次大会于1847年6月2日至9月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了一个形式上为二十二
条问答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作为起草人的恩格斯在《信条》中对共产主义的
两性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证。他写道:“在实行财产公有时不会同时宣布公妻制吗?
答:绝不会。只有在保持现有的各种形式会破坏新的社会制度时,我们才会干预夫
妻之间的私人关系和家庭。此外。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历史的进程中,家庭关系
随着所有制关系和发展时期而经历过变动,因此,私有制的废除也将对家庭关系产
生极大影响。”'注'
    1847年10月底,恩格斯在信条草案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共产主义者
同盟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其中对两性关系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答:两性间的关系将成
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于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
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
即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失。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
义公妻制的悲鸣的回答。公委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
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
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注'恩格斯
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
关而社会无须干涉的私事”这一命题,为人类两性关系的发展指出了基本方向,具
有深远的意义。
    继恩格斯之后,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以更加明确的语言,阐
述了性伦理学的私事原则。他说:“人类对于冲动的满足,只要不损害他人,自已
的身体尽可由他们自己处置。满足性的冲动也和满足其他自然冲动同样,是个人的
私事。既不必对他人负责,也绝对无第三者插嘴的余地。我要怎样喝、怎样吃乃至
怎样穿衣睡觉,都是我的私事,和异性的交际也是同样。见解和教养、个人的完全
的独立、因新社会的教育及社会关系而成为自然的一切性质,使各人对于自己有害
的行为决不会做。所以未来社会的男女,将比现在的更有自制,更能认识自己的本
性。关于性的问题的一切假道学及神秘主义自然消灭,两性关系将更为自然而健全。
假使在结合了的男女之间,发现了不和、失望和厌恶,那时候,对于已经不自然的、
从道德来说就要求解散不道德的结合。现在使妇女独身或卖淫的这些条件消灭的时
候,男子便不能自行支配女子。另一方面,因社会状态变化,对于现今的结婚生活
给重大影响,屡屡妨碍结婚生活的许多障碍,可以彻底地扫除。”'注'倍倍尔对于
自己的著述满怀信心。他在为该书第五十版所撰写的序言里坦率地指出:“本书这
样开拓了自己的道路,不夸张的话,我想实在可以说是先锋。”列宁也对该书给予
高度的评价。
    不仅如此,列宁在其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久,即身体力行性伦理的私事原则。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鄙视一切
流言蜚语和对别人私生活的干预。他认为这种于预是不能允许的。在流放地时,弗
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一点。他谈到必须小心地避开一切流放纠
纷。这些纠纷通常都是由于搬弄是非、造谣诽谤、胡乱猜测别人的内心活动以及无
聊的好奇心所造成的。这就是十足的庸俗作风和市侩习气。1902年在伦敦时,弗拉
基米尔·伊里奇同《火星报》编辑部的一部分人发生过尖锐的冲突,因为他们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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