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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在数年之内，几乎走遍了特立尼达、母国印度、非洲、南北美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他详细地考察了被征服者的历史，记录了后殖民时代文化遽变的创伤，尤其是构成为民族的个体的命运，以道德家的勇气和讽刺家的锋利，说出了这里所有袒露的和掩蔽的一切。他几次返回故国，写出《幽黯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反叛的今天》等纪实三部曲，描叙了其间的贫困、愚昧、落后、欺骗、混乱、杀戮、等级隔离、宗教冲突等现象；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批判了作为印度种姓制度意识残余的排外观念，“自我中心感”，狭隘民族主义，他称之为“印度特色”的东西。印度知识界群起而攻之，奈保尔不为所动，甚至表示说：“我不是给印度人写作，他们是不读书的。我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里流通，在原始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他两次去印尼、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四个穆斯林国家，写了两部游记，即《在信仰者中间》（1981）和《信仰的尽头》（1998）。在书里，他谴责那里的领导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利用宗教对抗西方文化，刺激和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此外，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阿拉伯文化。他和萨义德以及许多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始终认为文明是分层级的，其中有着原始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的区别，从而高度评价西方文明。在描述第三世界的困境时，他坚持西方的价值观念，明确指出：虽然西方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荡，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野蛮落后的理由。在这些后殖民国家里，其实情形更为黑暗。他进而认为，这种黑暗的形成，完全源于这些国家内部：政府的极权统治，缺乏教育的大众，扼杀人性的传统文化，从及众多屈从或支持极权政府的文化人。当他以叛逆的而不是辩护的声音为改变第三世界的现状而呼吁时，特别不满第三世界的文化人，认为他们从来都是把自己国家的失败诿罪于西方，而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的统治者所希望的。他抨击印尼的文化人，说他们在现代科技的发展方面虽然发挥了作用，却是苏哈托政权的帮凶；还谴责了一些西方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享受西方文明，一方面无原则地极力美化第三世界。他甚至以极端的态度宣称：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奈保尔的批判当然要引起萨义德的反批判。萨义德在一篇叫作《智力灾难》的评论中说奈保尔对穆斯林抱藐视态度，是一个与穆斯林世界为敌的人。就奈保尔的《超出信仰》一书，他评论说，那是完全根据“有点白痴和侮辱性的理论”写成的，是“一本愚蠢而沉闷的书”，“一场严重的智力事故”，“某种精神式自杀”，“一场一级智力灾难”。他总结道，奈保尔早已停止了思想，变得没头没脑，唯靠声誉过日子，写作只能是浪费才能，更可怕的是沦为“一个代人写作的捉刀人”。
所谓“南桔北枳”，奈保尔和萨义德同属东方的根系，而且几乎同时移植到了西方，沐浴一样的阳光空气，并无地域的严格差异，为什么对第三世界的态度会表现出如此的对立？在知识分子研究中，比较这两个批判家之间的异同实在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何为“左派”？何为“右派”？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无论个人或团体，都不能光看固有的标签，一切应以当下的具体的态度为转移。批判精神不是唯一可靠的，只是问题的先导而已。
2002年4月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奥威尔：政治、艺术与自由（1）
读过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还有随笔、日记和书信，很少有人不为他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所震撼。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的立场，对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的维护，对专制的掊击，那闪电般穿透黑暗事物的讽刺的话语，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深刻的。
二十世纪毕竟不同于十九世纪。在这个世纪，人类先后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各种杀戮，其中的组织化及其残酷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体制的兴起，也是这个世纪的事，那种控制手段的博辣，足以使此前所有的寡头统治黯然失色。政治极大密度地融入到空气之中，影响每个人的呼息。所以，任何试图回避它，依仗一点可怜的才华便声称可以创造伟大的艺术者，实乃自觉或不自觉的欺世之言。
在我们的言说中，英国是一个绅士国度，虽然它是近世革命的产床，可是除了二战，一百多年来好像并未经历太大的震荡。令人称奇的是，就在这样一个温和保守的国度里，一个叫奥威尔的人，怎么可能通过寓言的形式，把一个充满恐怖和隐匿的痛苦的社会表现得如此逼真？他一生从未涉足极极主义国家，从哪里获得一种超验的想象，竟如此熟悉这头现代怪兽啮人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不是像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这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作家个人的实证材料，对我们来说，“奥威尔现象”始终是一个谜思。
有关奥威尔一生的叙述，《奥威尔传》各章用力过于平均，论证多于描述，但是整体把握是准确的，传主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从传记看，奥威尔在进入文学写作之前，有两个阶段的生活对他影响甚大，构成他毕业痛恨权力与控制的思想基础。头一个阶段，是从圣塞浦里安学校到伊顿公学的读书生活。寄宿学校带有许多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鞭子教育，等级制，恃强凌弱，规范化，敌视智力，等等，奥威尔晚年写的《如此欢乐童年》，对此有着深刻而痛苦的忆述。后一个阶段是到缅甸当警察。在缅甸，奥威尔作为当地警察中90名英籍警官的一员，他享有特权，不但可以近距离观察审判、笞刑、监禁和绞死囚犯，只要愿意，还可以亲自执罚。正是在这里，他的良心遭到挑战，长期以来接受的关于西方文明是优越的，殖民主义是正当的一类观念遭到挑战。这时，他身上潜伏的怀疑精神和反体制精神开始觉醒。他觉得自己是被玷污的，有罪的，于是，拒绝为罪恶的祖国服务，成了必然的选择。
控制产生反控制。回国以后，奥威尔随即辞去警官职务，甘愿牺牲140镑薪水和迁升的机会，开始长达4年的流浪生涯。从巴黎到伦敦郊区，从酒店洗碗工、教师，到书店兼职店员，这个习惯穿着肘部有防磨损皮补丁的粗花呢外套，灰色衬衫和松松垮垮的旧法兰绒裤子的英国男子，为自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酒店，他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由于处在酒店等级中的最低层，不得不被迫剃掉他多年来爱护备至的短髭，因为对于管理者，那是刺眼的不服从的标志。作为自觉的社会弃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普遍的苦难和不公；他的底层立场，因此变得更加坚定，同时，由于生活的教训而益增了对特权的憎恶。
如果说奥威尔的这段生活相当于散板的过门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西班牙内战的日子便是急管繁弦；此时，他的反极权主义思想迅速向前推进，而进入了一个成熟的主题乐段。西班牙内战发生于1936年7月，佛朗哥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民主选出的共和党政府，于是引发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和佛朗哥率领的法西斯军队之间的战争。苏联介入了这场战争，使之成为全欧洲意识形态的战场，其实也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奥威尔作为几千名国际志愿者的一员，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西班牙帮助共和军作战。他当掉家传的银器来装备自己，可见此行的热忱。可是，从一开始，他便遭到英国共产党书记的拒绝，认为他在政治上不可靠。后来，马统工党的巴塞罗那民兵组织接受了他。他不同意马统工党的基本路线，曾经提出过批评意见；但当该党被苏共称为“托派”，并被控有亲法西斯行为时，却出面为之辩护，结果遭到追杀。斯大林下令消灭马统工党，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军中建立恐怖统治。奥威尔夫妇被目为“狂热的托派分子”，当然受到严密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