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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缺少知识分子精神。
有机性与无根性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经典的两分法，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他是从形成不同的知识分子范畴的历史过程所采用的形式，其中主要是两种形式的对照分析中得出这个创造性的结论的。
社会集团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有机知识分子。一般而言，他们是伴随着新阶级的出现而活跃在由新阶级所力图彰显的新型社会中的“专业人员”。他们是忠实于新阶级和新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则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是自治的，独立的，无须依靠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但不论有机或是无根，正如美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
葛兰西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但是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如何通过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实施知识分子职能，成了问题的关键。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其有机性，是由行使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来体现的。
从意大利，到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美国、中南美，以及中国、印度、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比较性描述，是《狱中札记》中饶有意味的部分。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2）
意大利及法国知识分子的国际性或世界性，显然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这是基于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经验之上的现象。英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为当权的工业集团所吸收。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的缝合方式，其中包括德国。但是，作为德国工业家的传统知识分子，却保留着特权以及强烈的独立意识，原因是死而不僵的容克地主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常备军，以及稳定的组织干部，所以有利于保持集体精神和政治垄断。俄国知识分子中一些精英分子移居国外，吸收了西方最先进国家的文化与历史经验，却未曾丧失自身民族最根本的特征。他们回国之后，不是营造狭小的文化学术圈子，而是强迫人民觉醒。这些精英人物与引进的德国人之间的差别，正在于其本质上的民族——大众性。葛兰西指出，这种特性不可能为俄国人民的消极的惰性所吸收，因为它本身就是俄国对其历史惰性的有力的反弹。中国的留学知识分子，相反容易为国民的惰性所吸收，仅此可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迅速退潮的一个注脚。不同于美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匮乏，在古文明国家中，这类的知识分子呈大量积淀状态。葛兰西特别指出，在中国，文字书写是将知识分子同大众分开的表现。在印度和中国，宗教领域也构成了分割知识分子和大众的鸿沟。
葛兰西高度评价俄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俄罗斯的现象可？
葛兰西高度评价俄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俄罗斯的现象可以和美利坚民族的诞生相比拟。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本身就是知识精英，他们移居美国，除了道德力量和意志力之外，还随身带去了某种程度的文明。欧洲历史的某个阶段，一旦经由他们移植到美洲的处女地上，其本质的力量便毫无窒碍地发挥出来，速度是旧大陆所无法比拟的。关于旧大陆，葛兰西认为存在着一系列致命的障碍，不愿消失的旧制度的遗迹；正是它们阻碍了快速的进步，以保存和均衡对待每一种首创精神，而且极力通过时空来冲淡它。类似的障碍和遗迹，在古文明国家中，更是随处可见。
普遍型与特殊型
法国著名学者福柯把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的与特殊的两个类型。
福柯说：“普遍型知识分子来自名人—法学家，并且在作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作家掌握着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已的意义和价值。特殊型知识分子则来自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此种人物不再是名人—法学家，而是专家—学者。”福柯认为，特殊型知识分子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的，象征性的人物是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他将普遍型知识分子与特殊型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福柯赞扬他在离开专业领域以后，在美国科学事务中担任了“类似政委的角色”。
福柯指出，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已经到来，即：“学者凭借局部科学真理——不管其重要性如何——干预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斗争。”在西方知识分子史上，他用达尔文取代左拉，作为这一历史转折点的代表；还特别指出，生物学和物理学以特殊的方式成为特殊知识分子这个新角色产生的领域。他认为，技术—科学结构延伸到经济和战略范畴，必然赋予这一新角色以实际重要性。
的确，像生物学和物理学这样的自然学科所内涵的科学哲学，与人类社会改造的进程关系密切，或者可以说是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具备思想，其潜在价值，惟有凭借人文精神去进行发掘，而不可能自动地作革命化的延伸。二战期间，原子弹的爆炸在日本造成了巨大的惨剧，由此引发的科学价值的危机，至今仍然使人们惊恐不安。
或许适得其反。作为自然科学家，专业与“社会人”分离，专业往往过滤了社会成分，包括心理学根源而使自身单纯化；而作为作家，或社会科学工作者，其专业融进更多的社会成分，而且始终伴随着情感和生命的冲动，是一个复合体。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家的专业是由来安全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专业却容易构成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说的“危险的思想”。在纳粹德国和苏联，比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无疑遭到更严重的摧残，不驯服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受的迫害是空前的。“文革”横扫一切，比较言之，自然科学家至少在名义上受到权力的保护。自然，极少数戏子和戏子样的文人也是受到了保护的，因为要歌颂太平。
一言以蔽之，科学无法取代精神。
新阶级
社会学家曼罕说，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唯一的凭藉，因此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
贝尔认为，知识分子早已成为独立阶级而与其他阶级争夺社会控制权，技术知识分子的迅速壮大，将最终导致知识阶级的统治。古尔德纳随之提出“新阶级”的概念。他认为，随着人类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资本行将代替货币资本；作为文化资本的占有着，知识分子也必将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由于新阶级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本身具有某种批判性，故而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承载者，成为“普遍阶级”。
很可能这是知识阶级的一厢情愿，就像戏曲中的穷秀才梦见中状元一样。问题不在于权力结构的变化，即使新型的技术官僚代替了老官僚，而统治依然如故。如何废除由推陈出新的权力形式所保护起来的本质性的奴役，是问题的全部。
萨义德否定在“后现代”的时代里，可以放弃通过个人行为以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的目标；认为即使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那样一再声称与前现代相关的“解放与启蒙的大叙事”不再流行，他对于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仍然不会改变。
代表性
萨义德承认，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可以成为“代表性的人物”。
他说：“对我来说，中心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的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