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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审李九莲时蓄意提到林彪，采用诱供方法。李九莲由于长期在押，不了解外面的情况，担心上当，就说了不许污蔑林副主席等话。而有关部门竟以她在林彪集团垮台以后，还吹捧林彪，罪加一等为由，残酷地处决了李九莲和她的几个同伴。鹤寿同志把此案批给中央纪委办公厅朱利同志，几经周折，才使李九莲的冤案得以昭雪。
所有以上情况都说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后，在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案件，首先在党内进行审理，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分清是非、分清罪行与错误，只将确有严重罪行的重大罪犯移交并建议国家司法机关起诉判刑，达到教育挽救绝大多数的目的，是多么的必要和重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建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百名委员。我也是在这次会上由基层选拔出来，经过全会选举担任中央纪委委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制造十年内乱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它们首先是反党集团，由于搞阴谋，有大量祸国殃民的严重罪行，因此也是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交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审理，是完全正确的。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受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交给的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任务。
开始，建立了以副书记刘顺元为首的一组，审理林彪集团案件；以副书记张启龙为首的二组，审理江青集团案件；还建立了王鹤寿同志直接领导、以副书记章蕴为首的另一组，审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当然，三个组都由王鹤寿同志抓总。在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王鹤寿的统一领导下，负责具体审理工作。我被分配到张启龙同志领导的二组，审理江青集团案件的工作。二组的成员有张启龙、曹瑛、刘鸣九、汪文风、刘丽英。王鹤寿同志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1958年8月16日，毛主席发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号召。确定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向世界公布了比上年翻一番的数字。尽管冶金部在测算时也曾表示过困难，但后来还是执行了。这就是全民大炼钢铁的历史。因此，王鹤寿被从冶金工业部部长调任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领导小组和造反派召开的批斗王鹤寿同志的会议达500多场，但广大干部消极，群众消极，全国著名的工业劳动模范消极，因此总是形不成批斗的气氛。他们把这情况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指示说，“这是王鹤寿拥兵自重，越是这样，越要狠斗，一定要把他斗臭。”真乃“不是冤家不聚头，”现在是轮到王鹤寿同志来领导对她进行审查了。还有一个康生，早在延安时期，王鹤寿同志就因为他的极“左”，搞两面派，拒不接纳中央组织部调往他所管辖单位的干部，与之发生过争执。问题直闹到陈云同志处，才获得解决。这次，也是由王鹤寿同志领导来审查康生、谢富治问题。有人说康生在敌占区有被捕、叛变的问题，后专案组未查到确凿材料，鹤寿同志仍坚持，不确凿的材料，不能写到审查报告上。张启龙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老干部，原来是个小学教员。朱德、陈毅同志领导南昌起义的部队到湘南的时候，他发动群众，参加朱德等领导的湘南暴动，后又跟随部队到了井冈山。他为人正直正派，敢于仗义执言，疾恶如仇，但说话也直。从井冈山开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在延安担任高级党校一部主任，建国以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康生这个家伙的幽灵一直紧跟着他，从在井冈山时期开始，就一直诬陷他是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向康生索要的准备打倒的领导干部的名单上，就有张启龙，还用铅笔画出一条线，批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二章着手审理“两案”（2）
在我进入中央纪委机关工作以后，有一天，我原来的工作单位给我送来一个平反决定，主动纠正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我的错误批判。我把它交给了张启龙同志，他看完后开心地笑了笑，说：“这没什么的嘛，我们两个是一样的。”这才把康生为江青开的那个名单给我看，并说：“你送给人事室吧，有个东西也好……”江青在延安时是张启龙的学生，他常抱怨：“嘻嘻，我教出了这么个学生……”可他仍想劝她悔过认罪，交代陷害大批干部的真相，拉她一把。张启龙同志的耿直，是令人敬佩的。有一次，他叫我写一个材料，他逐句逐字地审阅那个材料，阅后对我说：“哧哧，你这个大学中文教研室的主任，还让我这个乡村小学教员来给你写的文章改标点符号，嘿嘿嘿。……”对王鹤寿、张启龙这样1925年就参加革命、参加党的高级干部，我原来以为他们的生活不知有多么好。有一次，王鹤寿同志来到办公室就提到他新雇了一个保姆，专门照顾他的生活，给他炖了一只鸡，真好，赞不绝口。我却不以为然。像他那样炖一只鸡吃，我自己当时作为一个科级干部，每月98元，真是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做到。他一个人单独生活吃一只鸡，竟感觉无比幸福，可见其生活的简朴。我跟张启龙一起住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大院里，他们全家住在一幢别墅式的房里，每到傍晚，我从他的门前经过，他常爱叫住我，跟他喝上一杯白酒。菜，也就是四五个七寸盘的小菜，只有一个是带荤的。他老给我挟，也挟不了几下子就光了。后来我到广东、浙江、福建，碰到一些对我左尊一个“首长”，右尊我一个“首长”的部长、局长，餐中却是鸡鸭鱼蛇齐全，海鲜大菜满桌，真是感慨万千。曹瑛是原对外文委副主任。以前担任过驻捷克斯洛伐克等一些国家的大使。人们常议论，要说干部资格老，曹老真算一个，在共产党建立之前，人家就干革命了。据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是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位老人家耿直、坦率，对党、对同志披肝沥胆，但正如他自己说的，说话常犯忌。他对任何人的错误都敢于批评，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到东四报房胡同他家去过几次，在他家吃过一次青菜熬稀饭就四川的白菜豆腐乳，对他家的古玩、陶瓷、玉器那么多，曾在思想上产生过疑虑。直到曹瑛同志逝世后，得知他立下遗嘱，将他所有国内外亲友馈赠给他的古玩、陶瓷、玉器，一件不留，全部捐赠给国家，才认识到他不仅平易近人，对同志肝胆相照，而且高风亮节，显现出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文化大革命”中，张启龙、曹瑛都被“四人帮”投入了监狱。刘鸣九也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同志。他比张启龙、曹瑛的党龄要晚十年以上，是警卫员出身，在冀南当过王从吾同志的警卫员。据说，在他少年时代，有一次去冀、豫、鲁三省交界的河中游水，回家时正遇上敌人到他家里抓他。他老远老远就发现了敌人，于是，他穿着短裤，光着身子，就跑到八路军驻地参加了革命。“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国家建设部担任监察工作，军管领导人一看他的情况：贫农家庭出身，自小参加革命，又是在解放区，没有做党的地下工作那样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决定结合进部的革命委员会，而且过两天就要召开大会，宣布鸣九为主要领导人。正在此时，造反派抄另一位部领导同志的家，发现几个部领导在一起，议论江青，骂江青，其中就有刘鸣九，而且他骂得最凶。
这可了不得了，根红苗正的人，原来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关部门立刻将他投入监狱。他又“不老实”，“四人帮”的审问官审讯他时，骂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却偏着脑袋反问：“我怎么现行了？你说我怎么现行了？我说了些什么？怎么反革命”？“四人帮”手里拿到的材料上都是他斥骂江青的话，是不敢重复的，弄得僵持不下，只得殴打他，折磨他。他个子大，在监管中吃不饱，每逢放风，就到管理人员种的地里挖白薯、摘辣椒生吃，一被发现，又是挨打受侮辱。“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刘鸣九为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到山东、河北、河南检查工作，由于要求严格，常与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