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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大批判专栏，拆了个鸡零狗碎。为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就大大减弱了，对那张反“四人帮”小字报的追查，相对地也放松了。但是，他们还要组织会议，还要批“三项指示为纲”，批三个文件。当时的领导专门点名让汉语教研室的领导和教师要发言。他们这样做，也是要看看我们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经过研究，觉得完全拒绝批判不行，要批。于是，有的同志说，听人说邓小平家包包子，买了两斤猪肉馅，我们家包包子才买一斤肉馅。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呢！工、军宣传队的一位领导说，他们家人口多，买两斤肉馅包包子，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另一个同志马上插话说，那可不是这样，我们食堂卖的包子，咬两口还见不到肉馅，这怎么不算什么呢！弄得那位领导眨眨眼睛，只能留下苦涩的笑。有的同志说，我要为我们妇女同胞说几句话，你看，方海珍、江水英、李铁梅、阿庆嫂、柯湘、白茹、李奶奶、阿妈妮，都是我们妇女中的佼佼者，谁否定革命样板戏，谁就是否定我们妇女，这能够容忍吗？一位院领导说，也不能单说是对妇女怎样怎样。我们另一个同志又插话道，马克思说过，所有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怎么能够不把妇女的英雄放到主要地位上呢！那位领导也无可奈何。院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下了一个结论：这些咬文嚼字的知识分子呀，看问题抓不住重点，就知道旁敲侧击，打哈哈，政治思想水平总是提不高。逐渐地，也就对我们失掉了兴趣，丧失信心了。以后，召开全院性的、部门性的批判大会，他们也就不组织我们发言了。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写《请示》那首诗的同志从城里来到学院，悄悄告诉我们两三个人，广播电台被接管了，负责接管的主要领导人是耿飚同志。这可是杨、罗、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啊。听他讲了这个情况后，我们感到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我无法平静下来，赶忙向宣传部的陈明灿借了一辆自行车，蹬车进城，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光明日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有老同志、老朋友在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公安部到处打听，终于得到了确实消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全部被逮起来了。我买了卤猪头肉、二锅头、鞭炮，邀约了几个互相信得过的同志，晚上在我家喝酒放鞭炮，以示庆贺。这时，学院军、工宣传队和院、系、大组两级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还蒙在鼓里。
第二天，院革委会的主任碰到我，问我昨晚为什么闹腾。我只笑笑，未做回答。正式一级一级往下传达逮捕了“四人帮”，大概是在10月10日。这以后，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我们客气多了，生怕我们“闹腾”。但是他们手里又握了两张王牌，一是两个“凡是”，一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仍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逼近了，我们只有冒险一搏了。于是，我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找一个印刷厂钢板字刻得好的同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革命诗抄》。出版诗抄，要有一个名义。“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我们明人不做暗事。起初，大家说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名义，正式打出招牌来。后来，考虑到教研室有两三个同志，与主持搞这件工作的同志，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个人之间的芥蒂，总是合不来。于是，我们采取了出榜招兵，签名参加的办法，完全自愿。签名参加者，有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汪文风，共十六人。其实，徐政良、张敬棠、宋来魏、胡锡珍、徐祖武以及新来的一个同志，虽未签名，也积极参加了选诗词、编辑、核对，参与鉴定是否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和经历了战斗的硝烟的诗词，他们也参加了校对、印刷等工作，工作中也很积极。已签名的，我们商议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起初说叫“佟怀周”，后又考虑到“佟”字不通俗，干脆叫“童怀周”，这是共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意思。
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上了天安门广场。由于周总理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威望，由于天安门事件从悲天恸地到血腥恐怖，我们的诗抄一贴出，就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轰动了海外。每天，我们都要接待来第二外语学院川流不息的来访者。来访者都要求铅印出版，让更多的人共享天安门的战斗氛围和美好词章。但是，我们对于那种要求扩大“童怀周”的组织，把它推到全社会，以及建议“童怀周”选出几个领导人的意见，却开会予以否决了。我们开始筹备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铅印本。由于受到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原来答应给我们帮助的单位纷纷退缩了。这样，不得不由我们自己来印刷出版。按照第二外语学院原来的规定，系和公共课教研室主任，是有权批准印刷教材和阅读参考教材的。我就将《天安门革命诗抄》作为“汉语阅读参考教材”签字发排。但印刷厂的领导，既支持我们这项工作，又胆小怕事，说：“这明明是天安门诗词么！”我们只得找到一贯支持我们反对“四人帮”的原副院长翟良超同志和教改组的一位副组长李越然，加签了字，排版是没有问题了。要铅印，哪来那么多纸张呢？我们还有一位被赶下台的副院长彭平同志，过去在延安就有组织这类工作的经验，他各方面人事关系也熟悉，我们找到他，立即从北京市二轻局搞到第一批纸；又通过被二外挤走的另一位副院长唐恺，经中央宣传组的王揖同志，从人民日报搞到第二批纸。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上下下和院外许多单位、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一谈到是编印“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诗词，被我们求到的同志无不大力协助。铅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以汉语阅读参考教材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辑的名义出版了、发行了。汉语教研室变成了全国各地、各单位派人来购书和议事的场所。中央电视台专门为我们“童怀周”小组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的电视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我们拍了新闻片。日本各通讯社、各大报社的记者团，西德的作家，都对我们进行了访问。我们在接待外国记者时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功绩是不能够抹煞的”。他们也如实地进行了文字和图片报道。韩先楚同志派来的同志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如果你们因为编辑出版诗抄还受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车来摆在你们教研室的门口，对你们进行保卫。”宋庆龄副主席，也来信对我们表示感谢。
一天晚上，我背一大袋《天安门革命诗抄》，闯进了我工作过的公安部大院，去到办公厅负责同志陆石的家里。我说，“我给你送书来了。你要抓人，我就在这里。”他问：“什么书哟？”我说，《天安门革命诗抄》。他一下子紧紧地抱住我，说：“我的好同志啊”！以后，我们每次出书、出画册，都通过陆石同志，送给罗瑞卿同志一份，席国光同志一份，凌云同志一份。罗瑞卿同志问到我的情况，听了陆石同志的介绍，然后说：“好嘛，闹天安门事件的，有我的干部；抓天安门事件的，也有我的干部。”“这些青年同志，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不容易呀！”在一次彭真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有人向凌云同志介绍到我，他一面点头，一面笑着说：“神交已久！神交已久！”胡耀邦同志在一些报告中，多次谈到天安门诗抄，谈到“童怀周”小组。有一天，第二外语学院原副院长彭平同志找到我说：“邓楠同志要到学院来看看你，问你的意见如何。”我说“欢迎！欢迎！”这时，小平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但我无所顾忌。不几天，邓楠来到二外院，来到我们教研室。我们四五个人和她一起聚谈。邓楠说，“你们敢于组织‘童怀周’，听说是这里的党委书记支持你们。”我们的同志哈哈大笑，有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