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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传统相结合中产生出来的”，“为什么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没有发展起来……如果与欧洲的近代科学的发生相比较来研究的话，可以说在中国的文明中，工匠的传统比较强，而学者传统比较弱……很少有人去建立成体系的理论”。〔日〕薮内清：《中国·科学·文明》，梁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第54页。
第五部分：化化不间——道教外丹黄白术与古代化学思想道教外丹黄白术衍化出中国近代化学（2）
道教外丹黄白术作为中国化学的原始形式没有衍化出中国近代化学，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外部的社会原因，也有中国金丹术本身的内在原因。从外部原因来看，主要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性，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科学政策对科技发展的严重束缚和阻碍作用，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科技缺乏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需要和推动力等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们着重从中国金丹本身的内在原因来分析。
首先，外丹黄白术的理论指导思想从总体上讲存在着错误，其目标是虚幻的，这使化学发展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是道教金丹术不能上升为科学的化学的重要原因。外丹黄白术在理论指导思想上虽然具有合理性的一面，即认识到自然万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物质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是十分可贵的。贱金属可以变为贵金属，这一金丹思想如果站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角度，从原子核层次上讲是可以实现的，1941年美国哈佛大学原子核物理学家肯尼士·
奔布利芝利用中子轰击汞核（20180Hg），把汞原子变成了金原子（1979Au），实现了古代金丹家把汞元素（贱金属）变成金元素（贵金属）的“宿愿”。但在古代时期，要想在原子这一层次通过一些化学试剂和水火相济等手段来完成这一转变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金丹家把炼制还丹大药作为追求肉体长生、羽化成仙的重要修炼方术，这对促进医药学、生理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有一定意义。但金丹家这种“假外物以自坚固”的金丹思想从思维方式上来说，它是建立在直观性的机械类比思维基础上的，把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和人的生理、
生命现象混同起来。虽然真金不怕火炼，埋之毕天不朽，但金之不朽和人之生死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类事物，根本不能类比，因此金丹家注定要失败的。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讲，道教金丹术缺乏严格的定量研究，还没有运用“以量求质”的研究方法。在欧洲，古代化学之所以能上升为科学的化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运用了太平衡量器进行定量研究，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定量实验研究是欧洲近代化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道教金丹家在金丹实验中往往只是从定性研究的角度，根据阴阳相制原理来配伍药物，丹方中各种反应物原料的配比量往往是凭借经验来决定，是相当粗犷的，有时一次投料多达几斤、几十斤，甚至高达上百斤。虽然金丹家也使用了杆秤等衡量器具，少数金丹家如陈少微、金陵子达到了某种定量研究的水平，但只注意到多少份的药物（反应物）可以制得多少份丹药（产物），没有想到去探求一下各反应物之间以及反应物与生成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只是单纯运用以量求量的方法，而不是运用以量求质的研究方法，即没有通过量的研究来发现、证实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和揭示化学反应的本质。因此，道教金丹家也就无法发现化学的一些基本定律如质量守衡定律、当量定律、定比定律、倍比定律了，而这些化学基本定律是近代化学建立发展的重要基石。
再次，从科学活动的组织形式上来分析，道教金丹术的化学实验活动受到宗教神秘主义的严重影响和束缚，许多实验活动都被打上深深的宗教烙印，难以健康开展。几千年来，道教金丹家以他们特有的宗教虔诚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探微入幽，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发明，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科学经验知识。但道教金丹家对他们的成果往往秘不示人，常常用玄奥的秘诀、高深莫测的隐语来记录自己的心得。他们对炼丹、炼金操作过程中一些关键机理往往语焉不详。要靠口口相传的炼丹、炼金口诀才能真正领会和掌握丹方要旨，正如葛洪所示：“夫作金……虽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须口诀，临文指解，然后可为耳。其所用药，复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21～22页。
由于中国古代陶瓷、青铜、冶铸工艺十分发达，陶瓷、青铜、钢铁制品十分普及，相对抑制了社会对玻璃制造技术及玻璃器皿的要求。这也就使得金丹家在金丹实验中使用的反应容器都是一些不透明的陶质、土质、铜质和铁质器皿，这对金丹家观察炼丹、炼金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现象，收集金丹实践中的事实材料都是极为不利的因素。尤其是不透明的实验器具
严重妨碍了金丹家对化学反应过程的全面、细致的观察和实验研究，致使金丹家无法收集和研究金丹实验中产生的各种气体，无法对各种化学反应现象作出更深入的研究。而欧洲近代化学的早期发展往往是从气体化学研究方面取得突破的。因此，金丹家没能使用玻璃来制造各种实验装备和器具并用之于金丹实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这恐怕也是中国外丹黄白术未能最终衍化出近代化学的一个致命的内在原因。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医道融通——道教医学（1）
道教与中国传统医学关系颇为密切，如葛洪所云：“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1页。，所以民间很早就有“医道通仙道”、“十道九医”的说法，它形象地浓缩了道教“尚医”的历史传统。道教为何崇尚医药？首先，从历史和思想渊源上分析，医道两家具有“亲缘性”，这就势必为二者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关联奠定了基础；其次，医道两家在生死观上是相通的，以长生信仰为核心的道教义理体系中暗含有重视医药的逻辑因子，修“仙道”必须通“医道 ”；此外，道门奉行的“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的祖训及“功行双全”的宗教伦理也是促成道教尚医的内在因素。
纵观道教发展历史，历代兼通医术的道教名士层出不穷，同时在道教史和中国医学史这两个领域都享有盛誉的道教医家也不乏其人。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外，还有与华佗、张仲景齐名，被誉为“建安三神医”之一的董奉；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家鲍姑，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制药专书《雷公炮炙论》的作者雷学攵，对《黄帝内经》校注功绩卓著的王冰、杨上善，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主编官修医方书《太平圣惠方》的宋代道士王怀隐，脉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西原脉学始祖崔嘉彦等等，枚不胜举。在历次编修刊行的《道藏》中都收录有为数不少的医学论著和大量涉及医药养生内容的道经，道教医药学思想和养生学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传统医药科学思想宝库。道教医学是一门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其医学模式是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精神信仰治疗于一炉的综合性、多元化的医学模式。道教医学模式有其内在特征，其一，道教医学虽属宗教医学的范畴，但并不排斥世俗医学，奉行“先医药，后符咒”的原则，把符咒治病术与药物疗法结合起来；其二，善于运用信仰疗法和各种自然疗法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其三，道教医家对疾病的诊治不单是从个体身心的治疗着手，而且还注意到外界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强调对外界环境的“治理”，此乃道教特有的“医世”思想。道教医学模式的确立有其深厚的宗教哲学基础，道教天人观是其重要的认识论基础，而道教合修众术的修道思想则是它多元化模式赖以形成的方法论基础。从宏观层面来说，道教医学强调理身、治心与医世的统一，与现代医学发展模式有某种共通之处；从微观层面来分析，道教医学的具体医学养生方术中也蕴涵着许多极有价值的思想成份，要重新认识和估价。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