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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体。那一段日子，许哲过着富足优裕的生活。当时，一般人平均月薪是二十元，许哲却已经领取一百五十元的高薪。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个英国的救伤队来到重庆。这是一个反战的和平组织，成员里大都是一些十七八岁、正在服兵役的男孩。这些初次离家的大孩子置身在一个语言不通、人地生疏的异国山区，生活很不适应。因为许哲能说英语，他们便希望许哲能到救伤队帮忙。
许哲了解到，这是一个反战的救难组织。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辞去原有的高薪工作，加入志愿者行列。在救伤队里，许哲扮演起“母亲”的角色，为那些离乡背井的大孩子们充当翻译，并且为他们打扫、煮饭、洗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也是在那时，她爱上了一名同为志愿者的丹麦人，她几乎要放弃永不嫁人的誓言。
1945年的冬天，许哲正在上海。她那时衣着光鲜，刚从一群英国朋友款待她午餐的时髦酒店里走出来。这时她看到一个乞丐。“面黄瘠瘦的一个男人，几乎支撑不住了，靠在墙上。”许哲回忆说。这个乞丐向她要几分钱买面包果腹。许哲想：“如果人是同一造物主创造的，这个男人就是我的弟兄。我在那儿做什么呢？我在富丽堂皇中大吃大喝而我的弟兄却在挨饿！”所以一回到住处，她就把口红、胭脂、指甲油通通扔掉。那是许哲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从此她就无忧无虑了。”
1945年是许哲人生的转折点。她目睹了许许多多伤残人和穷人的痛苦，激发起她为他人服务的决心。当时，英国伦敦护士学会在重庆招收学生，但要求年龄在17岁…25岁。许哲已超龄。她就找到该学会的负责人，表达了她学习护理专业的渴望：“我报读护士课程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照顾那些病人和穷苦人。”她的真诚心终于感动了对方。她于战争结束后赴英国参加培训。
到了伦敦后，许哲的男友与她约定在伦敦见面，但途中飞机失事，男友不幸遇难。许哲付之一笑：“我想这是上天的安排，否则也许就半途而废了。”
习惯非天成一生的事业
我视每一个人为我的兄弟姐妹。人类就像一个大家庭。我只是尽自己的力量去照顾需要我照顾的人。
当然，我没有权力要求他人也那么做，我只能身体力行。这种事，须发自内心才行。
——许哲
在伦敦，她花费八年的时间学习和培养自己的护理技能，并同时加入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IVSP），周游欧洲帮助病人和穷人。毕业后，她就在英国一所医院工作，月薪17英磅，扣除房租和简单的生活费，每个月都会存下10英磅。这笔钱也全用来帮助穷人。
1953年，她应一家德国犹太难民组织之邀，到南美洲的巴拉圭的一所慈善医院当义工。当时，她没有要求任何薪酬，只要他们答应她一个条件——免费为穷人看病。医院只有三位医生，许哲是医院里唯一的一个护士，工作格外繁重。他们为两千多名难民服务，同时还接生过数千名巴拉圭儿童，并经常骑马访问病患。她所得到的报酬，只是食物与住宿。虽然忙和累，但她内心始终是愉快的。能将自己所学奉献在穷人身上，为他们减轻病苦，她感到很欣慰。
1961年，已离开母亲三十多年的许哲，突然收到母亲的来信。八十四岁的母亲在信中说到：“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穷人，妈妈只有一个。我老了，你回来吧！”
听到母亲的召唤，许哲从遥远的巴拉圭拉回到马来西亚槟城的家，照顾年迈的母亲。同时，她还出任马来西亚阿桑达（Assunta）基金会的负责人。
1963年，许哲携母亲来到新加坡和姐姐厄素拉同住。许哲从姐姐口中得知有一个穷人医院，从1910年创办至当年，没有一个护士。当时里面三百八十个病人，因为医疗人员不足，无法得到适当的照料。她便自荐到医院来照顾病人。许哲的想法是，如果一家医院有钱，可以很轻易地花钱请到护士来照顾病人，可是这家穷人医院，因为没有钱，没有人要去，所以她去。
在医院服务了两年七个月零十九天，许哲决定自己办老人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老人们受饥饿煎熬。
在那所医院的老人，一日只进食两餐。早晨七点一杯咖啡，十二点吃午餐，下午一点两块饼干，下午四点吃晚餐，晚上八点再给一杯咖啡。从下午四点到隔日中午十二点，整整二十个钟头，对那些身体虚弱、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来说，漫漫长夜里，躺在床上没有别的事，就是想着肚子饿。
许哲看到这些，心里非常难过。她为老人们向院方争取多一餐饭，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在这里，已经比他们在自己家里好多了。”
经过多次沟通，得不到院方的善意回应，许哲感到很失望。当时她得到姐姐财务上的支援，每天买面包给三百八十位病人吃，亲手派送，楼上楼下的跑。姐姐深受感动，决定支持许哲办老人院。
许哲的姐姐厄素拉是新加坡一所学校的校长，有一些积蓄。厄素拉为许哲对病人与穷人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所感动，于1965年以15万元在新加坡的惹兰大巴窑买下一栋占地1。5英亩的别墅。这栋别墅后来成为一个贫病老人之家。
“我小时候在汕头的家乡，透过家里的窗户，看到外面许多的乞丐。一些人残废了不能走路，另一些人坐在街上哭喊着求助。我的心在哭泣。我说人不该这样活着，我告诉自己长大后有钱了我要给这些穷人。” 谈到创办老人院的原因时，许哲说。“我所要做的就是帮助穷苦无助的人。我们也曾无助。我说不要有人再过我们以前过的无助生活。人不该生活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最起码要有食物、住处和医疗的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
后来，姐姐去世，她把所有遗产都给了许哲。许哲拿这些钱，在新加坡买了5个公寓，在马来西亚买了2个公寓，用于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我们目前领养的老人，都是曾经于世间有恩的人。”许哲说，“他们当年从中国来这里做建筑工人，一个月才挣两块钱，一年才于年初一休息一天，却还把钱寄回去给中国比他们更穷的人。现在他们老了，没有家庭，无依无靠，单独住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75岁的姐妹，有五个儿子，两个去吸白粉，两个不知去向，剩下一个在身边，却是又聋又哑的，而她本身行动又不便。因为又儿子，政府拒绝帮助，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我叫人赶快去，先帮她交房租，在安顿生活所需。其实，除了微薄的物质，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只温暖的手，一声问候，几句安慰，一个拥抱。”
“有一天，我梦见姐姐在天上，我对她说我马上来，姐姐说：‘你不能，时间还没到。你要做很多事情，你的工作没有做完。’我知道，她一定很高兴，因为我把她的钱都花光光了。”许哲笑着说。
在一群志愿者的协助下，许哲成立了“心连心”服务组织，给生病的老人分发食物和钱，成了昵称为“新加坡的特丽莎妈妈” 的知名人物（注：特丽莎，1910年出生在马其顿。她于195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创立仁爱会，并于197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她于1997年病逝，享年87岁。她的善行赢得了印度教徒、回教徒和世人的敬仰）。她的信念很简单：“我的愿望就是帮助最贫困无助的人。我们也曾贫困无助。每个人都应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那就是食物、住处和医疗服务。”
83岁时，许哲卸下老人院的工作后，就私下负担起照顾27名老人的责任，把白米、食油、牛奶、咖啡和罐装食品，送去给这些老人。而这些老人，年纪都不比她大。
此外，她还把朋友和善心人士送给她的现款，亲自送去给这些老人。单单为这14个家庭的27个老人支付房租和水电费，每个月就需要约600新元。她说，这些老人给她最大的礼物，就是他们开心的笑容，他们的笑容使她年轻。“我是最开心的人，他们每个人只有一份开心，我有20份开心。”。
许哲认为，助人不应分种族、国家和宗教，大家应视人如己、视天下如一家。“我视每一个人为我的兄弟姐妹。人类就像一个大家庭。我只是尽自己的力量去照顾需要我照顾的人。” 许哲说，“当然，我没有权力要求他人也那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