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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得滚瓜烂熟不要紧，人的看法是会变的。但糟就糟在，“中心思想”的思维模式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变得根深蒂固，甚至已经长到骨子里去了。就像很多人读诗，如果不抒情、没有点风花雪月，他就看不懂。当“口语诗”颠覆了中文诗歌的传统观念之后，好多人说，我看不懂哦。实际上，他所谓看得懂的朦胧诗，又真正看得懂吗？在北村的小说里，也总是时不时插上几句诗：“怜悯听从绝望的天才/有谁愿意和这样的尘埃亲近”——倘若没有所谓“中心思想”的支撑，谁又看得懂这样的句子？都是“中心思想”让晦涩与莫名其妙肆意横行。
有了这个“中心思想”，北村就可以在小说里将人物任意塑造成一个虚无飘渺的形象，可以任意夸大人的痛苦，可以将死亡场景做得像一场戏剧一样，当别人觉得不真实，可以将对白说得很“深刻”……当别人觉得这不太真实的时候，也会在心里暗暗地为北村开脱：反正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为了反映人的痛苦，爱的伟大嘛。其实这样的阅读者也算不上是好的阅读者，因为他没有真正从阅读的角度出发，而是和北村出于同样的目的，想寻找一些什么心灵上的答案，然后自我感动一番。接着阅读就结束了。后来呢？没有后来，后来他只是想想，觉得很感动。
这是不是北村的目的？我不知道，我也不妄加评论，因为我还没有神奇到成为北村肚子里的一条虫的地步。我只是看到了这样的表象。然而这样的表象已经足以成为证据。“中心思想”的弊病，不仅在北村身上，在我们的评论界，在大众，都广泛的存在着。大众奉这样的作家为神明，觉得他们很深刻。
然而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在21世纪，“深刻”的作家将代表中国文学最坏的那一部分，被彻底的遗忘掉。
第四章批判北村 （9）
读者是大智若愚的，虽然传媒与文化的力量依然存在，但是他们都将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上个世纪文学最重要的命题告诉我们，模仿是死路一条，每一个写作者都必须敢于向他的前人发起挑战，把大师们都踩在脚下，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21世纪，这个命题还将继续发展下去。连同阅读者，连同整个文化，都会在怀疑中慢慢进行着改变。先前那些以“深刻”和“反映人性”占上风的作家，必然会在未来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正是由于这股势力过大，才更容易被推翻。
我不是在断言北村的未来，我怎么敢去断言一个人的未来呢？我又不是先知。只是如北村般的写作，已经快要陈腐下去了。他们苟延残喘的最后一口气，看似回光返照，实则渐渐露出了匮乏而单薄的残景，这是他们从出生就必然面临的困境。利用文学传道和布教，必然会在未来落入到一个尴尬可笑的境地。
甚至，每一个作家从一开始写作，就应该清楚作品是为了寻求在作品上的突破，是为了打破底线，而不是用来进行心灵的思考。这是作家与哲学家的不同。因为那长远的“教育”历史，很多人还没有弄清楚是为了什么而写作，就匆忙走上写作的道路了。后来又不进行反思，导致他一直在这个歧途上越走越远。
真理永远只有一个。众多的人误入歧途，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自认为已经认识到，而走入了另一条路。就此看来，文学并没有派别与年代之分，不同年代、不同写作方法的作家，只要写作中找到了写作本身去寻求的东西，他们就同在真理的顶端，在一个层面上。而之所以派别与年代一再被强调，就是由于部分人去找别的东西去了。蒲松龄与博尔赫斯又有什么不同呢？在我看来，他们是相同的，他们甚至可以握握手，说你好。
写作应为写作者带来惊喜，为阅读者带来真正沉浸在阅读当中的喜悦，而不是告诉我们，你该如何生活，你该如何解决你的困境，爱情是什么，生命是什么，等等。如果想获得这样的答案，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而且还会对真正优秀的作品产生误读。像我前面所举过的例子，对卡夫卡的误读就是这样产生的。
真实的情况是，越想探究作品的深度，越会妨碍对作品更深入的探究。除非作品本身摆明了要让你觉得它有“深度”。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几乎所有对北村小说的评论，大都从一个角度出发——给人的生存带来什么启示？这也正说明了北村所处的位置。没有一篇评论让我看到是从小说性出发的。小说性，就是使小说成为小说的东西。这样看来，我是否可以说，北村的小说不是小说？啊，算了吧，不要如此刻薄。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是，北村是一个精神布道者，这也就足够了。让他继续去沉思，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好多有“心灵启示”作用的散文嘛——比如北村的“爱的沉思”系列：
“如果一种爱蕴含着自私，是不是爱呢？如果一种爱蕴含着不义（不公正），是不是爱呢？如果一种爱是需要报答的，是不是爱呢？如果一种爱是有限度的，爱到一个地步便没有爱了，甚至转变为恨，是不是爱呢？这些问题我们非常熟悉，但没人解决，因为这是人之常情，也因为他解决不了。但对于爱，却不能自圆其说。
有一种爱叫税吏的爱，税吏是古代的收税官，代表交易的原则。交易是有一定条件的，很公平，也很清晰。一个人因为合我口味，我就爱；一个人因为对我好，我就爱；一个人因为帮助过我，我就爱；一个人因为有智慧，我就爱……问题在于，当这些条件出现变化时，爱也就褪色了、消失了，这就是税吏的爱。十分平常，所以我说它不值得歌颂，就是这个道理。它毫不惊人，仿佛很公平，但有一天，它会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
爱不能过分吗？或者它发展成一种‘不义的爱’。如果爱必须有一个绝对完美的承受者，那地上没有一个人配得到爱；但如果可以领受爱，岂不是连我们的罪过也一同蒙受称许了吗？但作为一个母亲常常是不顾这些的。更有一种说法，情人的缺点也必须爱。这就十分荒谬了，至少这种爱不是完全的。
现在有人要克隆人，我建议他们打消这个念头，不是你克隆不出来，而是地上多几个克隆人是不重要的，有没有爱才是重要的。人的繁衍是爱的结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只要这种爱里没有不义，那么这种爱就能给人永恒的幸福和安慰。”
看看，不仅像余秋雨般分析得很“透彻”，而且还如余一般关心起“克隆”来——不过跟余秋雨比起来，还是有得一拼的。
在网上我看到一段评论如是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一些作家，为什么会频频流露出对宗教的神往和顾盼？文学和一切其它艺术中宗教精神的渗入，是出于风格方面的考虑呢，还是要引进某些中土传统之外的道德主义因素，再或者是重新介入精神历史最后努力？这也是北村先生的小说文本可以引起的话题之。无奈北村也好，其他像张承志、史铁生也罢，都缺乏真正令人信服的艺术实践。”
这大概是我看到的惟一一篇对北村的“宗教引进文学”持批判态度的文章了。接着，我又在一个宗教网站“信仰之门”（godoor/）上，看到了“北村文集”，里面收录了他的“爱的沉思”以及一些小说和诗，看来北村不仅在大众的心目中，是一个精神写作的圣徒，在基督徒的心目中，更是一个值得尊崇的作家呢。
对于北村先生来讲，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第四章批判北村 （10）
最后的一点小想法
我已经很久没有买书和逛书店了。最近的一次是在半年以前，具体为了什么事情而去书店我已经忘记。这么长时间的疏远，是因为书店给我的感觉，只有四个字：满目疮痍。我不得不去书籍更多的图书批发市场上，去找那几本微乎其微的好书。
有时我想，这是中国图书市场畸形发展。但我马上又同时想到，这是必然的。在一个国家，一本好书出版了，居然卖得不好，或者卖不出去——而大众对于小说的鉴别能力越来越依赖于传媒，使得传媒在图书市场上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图书也不得不依靠精美的包装（这势必上升成本）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