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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全书的最强音，既不是莫言所说的火车的声音，也不是他所谓的猫腔的声音，而是一种为国家代言的杀戮的声音。
“太阳一出红彤彤，（好似大火烧天东）。胶州湾，发来了德国的兵。（都是红毛绿眼睛）。庄稼地里修铁道，扒了俺祖先的老坟茔。（真把人气煞也！）俺爹领人去抗德，咕咚咚的大炮放连声。（震得耳朵聋）。但只见，仇人相见眼睛红，刀砍斧劈叉子捅。血仗打了一天整，遍地死人数不清。（吓煞奴家也！）到后来，俺亲爹被抓进大牢，俺公爹给他上了檀香刑。（俺的个亲爹呀！）”地方小戏猫腔《檀香刑》，显然是莫言同名小说的原点和模本。那是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猫腔戏班的一班主孙丙，因妻子被洋人侮辱，打死了肇事的德国技师，孙丙的妻儿因此惨遭残害。为报“血海深仇”，孙丙参加义和拳，扒铁路、杀洋人，被县令钱丁抓获。德国人胶澳总督克罗德要求大清皇朝处以酷刑。在他的启发下，孙丙的亲家、刽子手赵甲发明了檀香刑，即用一根檀香木橛子从犯人的谷道（肛门）钉进去，从脖子后面伸出来，然后把犯人绑在高台上示众，作为铁路通车庆典的一部分。正如莫言自言，《檀香刑》的主题与《红高梁》一样，“客观上是反侵略、反殖民化的”。历史上，殖民主义确有其残酷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由中国封建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漫长过程中，以政治极端主义来“反殖民化”，就极有可能揭示不出历史的真实。兴建铁路，本是光绪皇帝推行的变法图强的措施之一。当年，慈禧把义和拳原本针对以她为代表的腐败专制的满清王朝的愤怒，成功在转移到洋人身上。莫言的《檀香刑》，就其客观效果而言，有些异曲同工。小说中诸多人物的行为动机，全都围绕着“反殖民化”的需要。小说结尾，当监斩的钱丁误以为孙丙已经提前死了而引起种种不祥之感时，转念一想，“死了也好，死了才好，死了就让克罗德阴谋破产，他的通车典礼就会暗淡无光。”他最后杀死了受刑的孙丙，动因不是为了尽快结束犯人肉体的痛苦，竟是为了挫败德国人的计划。孙丙活生生的一条命，仅仅是充当一次反殖民的工具而已。孙丙的女儿媚娘求朱八爷救她爹的动机，主要也不是出于对亲生父亲的同情，而是“不能让洋鬼子的阴谋诡计得了逞”。孙丙同样知道，朱八爷要救他的意思是，“你怕俺受刑不过哭爹喊娘。你怕到时候，俺想死死不了，想活活不成，因此你想把俺扼死，让德国鬼子的阴谋败亡。”
《檀香刑》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并不严谨，它有很多诗意的成份。历史的诗意，应源于大事件与日常生活的偶然冲撞，应是人物性格在具体语境中的一种自组织状态。它对历史资料的加工与创造，应该严格限定在合理的想象之内。合理，便意味着尊重历史既存的事实。任何篡改的举动，即使理由充足，也应视作别有用心。莫言在地域文化中不断拷问大文化活动的踪迹，试图给一方热土添加必要的厚度，这并不是什么过错，遗憾的是，他为了表现其政治倾向，时常误用甚至滥用历史。就拿义和拳来说，“庚子之乱”（1900年四、五月间），义和拳在各地烧毁教堂、杀害耶教教士和中国教民（即所谓“二毛子”），甚至连妇孺都不放过。他们大多是在反对改革的后党（慈禧及其宠臣）曲意纵容下的暴民。《檀香刑》尽管没有反映出义和拳的这一面，但还是借孙丙之口，道出了它的本来：“兴中华灭洋鬼拯救苍生”，“学了义和拳，皇上要招安。一旦招了安，个个做大官。……”与专制政体相勾结，或以投靠专制国家为旨归，这正是义和拳的“可歌可泣”之处。写作者倘若对此缺乏基本的警觉，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国家的歌颂。
第三章批判莫言 （3）
赵甲声称，刽子手是“神圣庄严的国法的象征”。法是什么？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当国家的意志交付一个具体的个人来实现时，那么这个人个体的主体性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杀人者偿命”与“杀人者有理”，二者的悖谬，淋漓地映照出国家话语的荒诞。赵甲对其职业的美化，兼含着对国家的肯定，出于一个小说人物的口吻，本来无可非议，然而，作者从各个不同侧面对酷刑甚烈的国家所进行的高度肯定，就令人不可思议了。在小说的第十章，莫言作搬出了原刑部主事、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来抬举赵甲：“其实，你干的活儿，我干的活儿，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国家办事，替皇上效力。但你比我更重要。……刑部少几个主事，刑部还是刑部；可少了你赵姥姥，刑部就不叫刑部了。因为国家纵有千条律法，最终还是落实在你那一刀上。”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执法者的个人意志如何体现？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重合，又说明什么？历史上的刘光第，久在刑部任职，熟悉刑法，就戮时对“未讯而诛”大感诧异。小说虽涉及到了这一史实，却忽视了历史的真相：刘光第常思救国救民之策，提倡改革弊政，兴新学、行新政，在律法方面，甚至主张“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莫言让这样一个维新人士，在旧制度的铁杆卫士赵甲面前，说出上述一番话，未免有些开历史的玩笑。此外，赵甲还在袁世凯面前引证了刑部任过职的袁保恒大人的话，“为盗杀人，天理难容；执法杀人，为国尽忠。”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腔调，在小说比比皆是，令人心惊肉跳。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是有着自身偏好的自主的行为主体，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两者在权力关系上属于零博弈，表现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侵蚀以致取消个人社会；对外，主张国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自己的）国家利益压倒全人类利益。有“我”无“人”，唯我独尊。
国家的敌人是人民。任不寐强调，个人存在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第一个事实，也是它唯一的事实。人类以此化分为两类：承认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的利己主义者这类人的确是少数，和否认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的利己主义者这类人很多，民族、国家、人民、集体、社会、大多数等等〃大义名分〃是他们千古不变的面具。撕破脸皮的国家主义者的宣言是：〃朕即国家〃；半掩朱颜的国家主义者的法律是：〃批评领袖就是反对国家〃。由于〃国家〃不能〃亲自〃接受礼拜，因此〃朕〃是大义名分的热烈鼓吹者和最后受益人。他们以国家名义占有个人财产，践踏个人权利。霍布斯认为，〃公共权威〃的建立可以制止人们的偏私与天然冲突（他对人性的理解是片面的），给社会提供〃安全保障〃。事实上，这个〃公共权威〃由于它必然以代理人的形式出现正是一种潜在的〃偏私〃和〃冲突〃；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这个代表者或篡夺者是最大的〃偏私〃和最大的〃冲突〃。庄子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作为一种文化概念的祖国，与养育了她的人民的祖国是不同的。在专制政体的国家里，〃国家主义〃是集权主义充分利用人之劣性而发动的一场阴谋。所谓国家，不过是一件赃物而已。所谓“法”，也大都是窃国者的护身符。为之杀人，从莫言自称的民间立场来看，更为“天理不容”才对。然而，在他的笔下，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质疑酷刑的声音。对于那些没有人权追求自由的人们来说，一个制度性施暴的国家及其法令，是没有任何“神圣庄严”可言的。在《檀香刑》里，这种国家神话无所不在。钱丁夫人是位“深明大义”服毒殉国的烈女。钱丁在小说的结尾举棋不定：“这显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大清王朝啊，余是弃你啊还是殉你？”他最后杀死孙丙，与之一起完成了“殉国”的壮举。作为一种制度的牺牲品，钱丁对国家的意识踌躇，毕露出莫言反殖民化思想资源的匮乏。与殖民主义同样压迫人的国家主义，似乎成了他惟一的法宝。
读《檀香刑》，让我不由地想到了诗人梁晓明的名篇《玻璃》。尤其是他在现场的朗诵，对任何一个听众，都有些残酷至极。那种切割手掌的疼痛，叫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闻之也得立马变颜，然而，作者本人却依然沉醉于个人的声音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对纳粹大屠杀的文化反思，�